七、飄泊
  博愛、智能、東進、計劃

  美國人做生意喜歡買空賣空,比爾對中文電腦的投資是靠銀行貸款,銀行評估後認為中文電腦市場不大,拒絕了。比爾的經濟狀況並不理想,他自己拿不出錢來,卻又天天逼我簽字,想利用我的關係去找財路。
  這時萬佩鼎突然從洛杉磯打電話來,說找到了中文電腦的投資人。我立刻南下談妥共組公司,由我全權負責技術,對方負責資金及市場。新公司名叫「博愛中文電腦公司」,地址在洛杉磯,董事長、總經理都由他們擔任。我唯一的條件是研究室要設在我的住所中,以便能日夜工作。
  由於中文技術人員徵求不易,我便建議由台灣引進,並與零壹公司合作。他們同意了,我便把林曉星調來設計中文系統。
  總經理郝錦章也是位軟體工程師,另外擁有一個電腦公司。他堅信套裝軟體與系統工程是兩回事,因前者涉及「人體工學」,必須專門人才始能勝任。為此他特別請了一位電腦碩士,在他的指揮下,專門設計中文文書處理等套裝軟體。
  差不多是一九八四年十月,我們的系統及中文字庫都測試完畢,但因為沒有應用軟體,不能銷售,甚至連寫一本使用手冊都無法動手。我決定自己寫個簡單的中文文書處理,花了不到一個月的功夫,就派上用場了。
  郝先生對我們的工作進度自是無話可說,有一次他偶然看到我們印出來的文稿,大吃一驚,問我這篇文稿是從哪裡來的?
  「我自己印的。」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  「你用什麼印呢?」他更是難以相信。
  「自己的程式呀。」
  「我們的文書處理還沒有寫好,哪裡有程式?」
  「啊!我自己寫的,專供自己編寫手冊用的。」我便把程式給他看。
  「天哪!你為什麼不早說呢?害得我們一直在等文書處理完工。」
  「我只是寫給自己用的,太簡單了。」
  他不由分說,一邊問著一邊要我操作給他看。看完了,他說:「太好了,太好了,比我想像的都要好,只要再做些調整就可以賣了。」
  「你那邊不是有專人在寫嗎?難道你打算賣兩套?」
  「別提了,那一套根本就沒有希望,用這套就行!」
  一九八五年初,他們將這套中文系統定名為「中文之星」,正式在美國開始銷售。我們產品的特色是所佔的記憶體超小,中文系統只有十萬單位,可提供兩萬四千個字,且有四種字形大小。至於全屏幕文書處理也僅佔五萬單位,一片軟碟就夠了。
  公司真正的出資者是龔作君,他在房地產上賺了些錢,想轉戰資訊業。他對台灣市場興趣不大,卻非常看好大陸,前後到大陸走了三趟,找了很多親戚朋友做各地的代理。不幸他的親戚都不懂電腦,一套都沒賣掉。
  老龔也到過台灣,認為零壹公司規模太小,不值得合作。大同公司很大,一眼就被他相中了,決定將「中文之星」交由大同獨家代理。
  我本來不打算管市場,但為了公司的利益,我告訴他,以大同公司之大,不可能會把我們的產品看得很重要。老龔說:「我生意做多了,會看人,這次林挺生請我吃飯,還和我合照,不會錯的!」
  老龔的自信心非常強,他一口咬定天才是遺傳的。我試著用各種角度去解釋,並沒有哪一種遺傳因子叫做天才。可是他說我在強辯,引用的理論不夠科學。
  我問他:「如果這些學理還不夠科學,那怎麼才夠科學呢?」
  「科學要有証據。」
  「你有証據証明天才是遺傳的嗎?」
  「當然有!」他神氣十足地說:「你看!我的兒子也是天才!」
  結果,大同一直表示「高度的興趣」而沒有銷售,在台灣一套也沒有賣掉。這時零壹公司利用中文字庫發展出一片用在 IBM PC 上的中文卡,每片售價一千五百元美金,賣得很成功。不到一年,因中文卡售價過高,國喬公司以軟體取而代之,漸漸成為主流。
  我們的產品完成得最早,成本最低,功能也最強(指當時)。卻只流行在美國各大學中,最後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終端機。
  我曾經考慮過自己回台去推廣,龔作君說他與警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,他負責打聽有關我回台的可能性。過了些時,他說我已經被列入黑名單,這輩子休想回去。這一來,我只好死心塌地的申請了一張綠卡。
  在博愛工作期間,我曾於一九八五年參加了在舊金山舉行的華文電腦會議,在會場我見到了全錄公司展示的圖形視窗。那一次我也去過矽谷,拜訪過蘋果公司,看到了麥金塔。我認為視窗必會成為市場主流,於是立刻動手設計中文視窗。
  由於美國的中文市場有限,產品打不進大陸,又失去了台灣。公司入不敷出,郝與龔二人都喪失了信心,不願意再撐下去,我們終於協議散夥。
  這時我沒有一點存款,而以往所有的薪金都給了內人,一失業就陷入困境。
  有位朋友很熱心,介紹我去找一家繪圖公司。我把前次繪圖儀打字機上的字庫,加上放大縮小的參數,賣給他們做中文繪圖。
  這套字庫賣得四萬美金,我一直在考慮,是不是該給這位朋友一點佣金?但是他口口聲聲對我說,他有的是錢,親戚朋友都是達官巨賈。今天他好心幫忙,給了錢豈不侮辱了他?想來想去,我決定暫時不給,以後再說。
  這時,零壹公司因為中文卡賺了錢,不僅把我過去借的錢都還清了,甚至還有股息可分,最後給我保留了七萬美金。

  有了這兩筆錢,我決定自己創業,打算發展中文視窗及能放大縮小的多字體字庫。我在哈仙達區一個半山上租了一棟大房子,有五房兩大廳,還有個看得到洛城夜色的大院子。我的想法是找幾個志同道合的人,大家省吃儉用拚上一年,把新產品發展出來,再去找懂得市場行銷的人合作,以免重蹈覆轍。
  可是,除了老搭檔沈紅蓮,沒有一個人有興趣。好在我一點也不急,這樣正好無拘無束地專心研究,全力對付今後的問題。於是偌大的屋子裡只有我們兩個人,從字庫到字形辨識、概念分類,由中文視窗到印刷排版,每天忙得不亦樂乎。
  飄泊了半生,所看到的都是難以擺脫的責任。人生的道路也正與當前的處境相似,即使再往上行,仍然還在半山腰。只有在到達山頂後,眼看腳下鱗次櫛比的人家,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安慰。然而只要仰首抬頭,就看到一座一座的高山無盡地向天邊開展。
  我能休息嗎?在得道的立場說,十多年來,我已經做到不為物役,不為形傷。但什麼是道?只是自己一人獨行的私產嗎?
  老子、莊子所鋪的道基確是萬世不朽,但時至今日,道上的車馬噸位加重,道旁煙霧迷漫,我怎能以自己行在道上知足?
  道基雖存,人心也渴求順暢地四通八達,但是,值此交通尖峰時刻,維護的工作卻是艱難之極。要瞭解那浩瀚似海的經典古籍,已非任何一個人終生可及。再加上當今科學知識爆炸,真是處處伸手不見十指!
  就算人有決心,有毅力。年輕時精力充沛,身心一刻安寧不得,人連自己的方向都無法釐定,又怎能確定未來將飄颺何方?好不容易到了中年,人事已曉,偏偏又攜家帶小,人間的孽債滿肩,由不得自己作主。有人狠下心來,追求自己的方向,就難見容於社會。人是社會動物,得不到社會的支持,誰又能做什麼?
  我僥天之倖,能走到這個地步,不僅得到一個有力的左右手為伴,居然還能得識出生不久、尚在襁褓中的電腦。以電腦超人的潛力,如果再加入「道」的精華,豈不比期望於人為佳?而我既能掌握電腦軟體,又有道的認知,這個責任還有推卸的餘地嗎?
  可是,道在何處呢?人有身體,兩腳行於平坦的地上是道。人又有精神體,人的思維貫通在文字上,又何嘗不是道?人體走的道人人可見,思想的道人人在用。為什麼文字的道就為人所忽視呢?
  其實人體所行的道路,又有哪個人真正瞭解了?只要眼睛看到了,口中也叫出其代號、名稱,人就滿足了,自認為瞭解了!文字亦然,我們說不識字的人是「文盲」,有人知道什麼是「文」嗎?如果要認真地「正名」,今人所謂之「文盲」,其實只是「字盲」。意思是說,這種人不能「用視覺辨識字形」!那麼什麼是「文盲」呢?這就是中文之妙了,見「文」思義,文既為紋理,代表了事物現象之所由來以及其導致的後果效應!所以文盲應該是指人之不明事理,沒有智慧!
  試問,天下有幾個人不是文盲?眼睛只能看到事物反映的光影,不知事物因果效應的人,即令看見了文字的光影,能辨識文字的體用,只能算做非字盲而已!一個真正明瞭事物之理的人,就是明道之人,因為文字的內涵才是古人傳留的真道!
  古人說:「文以載道」,今日真道蒙塵之際,究竟應如何發揚光大呢?須知人的意識素來是「建設容易破壞難」。人生之初心無城府,教之為黑即黑,教之為白即白。待人漸漸成長,遂以所知所識為中心思想,以己利己害為取捨標準。今舉世滔滔,人人崇私尚利,僅知目前而不顧明天,道理實在很難聽得進去。
  所幸造物者早有對策,電腦是初生之犢,尚未被污染,使之為利則求利,教之以道則行道。我若能將中華文化的精髓一一植入電腦,當遠比我鎮日嘶喊,惹人反感為佳。
  有人以為只要將文字資料悉數輸入,用大型電腦貯存,就能達到上述目的。這又是一項因為文盲而形成的錯誤,全世界圖書館所藏的圖書,無一不是人類思想的精華,是否因此圖書館就有智慧了?就算智慧是人的專利吧,那今人遠比古人有更多的書籍和知識,是否智者比比皆是?
  我的問題在於有沒有一種智慧,能把文字中所載的道理釋放出來,釋放出來的目的,當然是要讓電腦能夠瞭解。我一直對人如何瞭解「瞭解」最感興趣,一旦我瞭解了,就有辦法讓電腦具備「瞭解」的能力。要瞭解「瞭解」,意識心理學才剛起步,唯有自己學習。向誰學呢?向我自己學最簡單,只要知道自己是怎樣瞭解的,這就跨出了第一步。
  在自我觀察的過程中,我發現要瞭解什麼叫「瞭解」,就必須先知道我們所瞭解的是什麼?這一點,宋明理學給了我一條康莊大道,王陽明的「格物致知」是科學態度,而理學所強調的「體用、因果」就是瞭解的對象。因為在我們知道事物的本「體」後,就能加以應「用」,若要用得恰當,則必須瞭解其原「因」及結「果」。
  瞭解到事物的體用、因果關係,只是「瞭解」而已。進一步要知道人為什麼能瞭解,則必須追究「瞭解」是透過什麼方式,使我們的意識能接觸到客觀環境的。
  關於這一點,物理、化學、生理、心理學等知識可以提供答案。我們已知是時空的運轉產生了能量變化,能量變化又刺激感官,感官的訊號與意識的利害印象綜合作用後,便得到了認知。
  是什麼樣的能量變化呢?這樣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,我把問題微分到物質、能場等基本物理現象。最後我才發覺,人所瞭解的真相竟然與我們自以為瞭解的事物截然不同(後註:詳細理論請見拙著《智慧學九論--認識論》)!
  同時,我也在文字字義上,雙線同時搜尋。每當找到一種答案時,我就查看中文與瞭解的相關性,而且檢查倉頡編碼,務必使得字碼與字義統一。
  一個人在面臨萬仞汪洋之初,一眼望去是無際的天地,似乎什麼都看不見。如果想要知道水中潛藏的真相,就必須沉入水下。等到眼睛浸在水中時,才知道水裡又是另一個天地。這時眼界仍淺,要看得深就必須潛得深,要看得透則要待得久。
  人在水下,若沒有工具則寸步難行;若工具不對路,所能到達的地方也有限。我有幸是中國人,而中文正是一種經過瞭解後的終端信息。只要人有這種眼光,看得出中文是智慧的海洋,就看得出人如何利用海洋的智慧,來瞭解人生的現象。
  個中的道理很簡單,每一個民族、社會、文化等都是人類在生活中走出來的遺跡。由於初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環境的限制而各有不同,所產生的結果也就有異。大致說來,因地緣的因素,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,可以概分為農業與遊牧兩大類。
  遊牧生活自由自在,牲畜寄生於水草,人則寄生於牲畜。只要有足夠的土地,人們終年遷徙,在水草的牽引下遊移,生活無憂無慮。在這種環境下,人們生生死死,能夠遺留下來的有限,有些情歌熱舞也就不錯了。
  農業社會則不然,作物在土地中,沒有愛心的澆灌是發不出芽的。有了愛心就有憂慮,有憂慮就會關心,因為關心就必須竭盡心力,設法使作物長得好,生活才能無虞。
  對遊牧民族而言,他們只要知道什麼時候遷徙,往什麼方向移動,便世世代代受用無窮。農業生活卻沒有那麼單純,先民觀察得越深就瞭解得越多。最後發現要找一個方法,把已經知道的事物、現象記載下來,以便比較分析。如此這般,便有了文字的發明。
  早期的文字如何流傳呢?畫在土地上最方便,刻在樹木、樹葉上也很容易。等到銅器、鐵器時代以後,根據經驗,人們知道文字鐫刻在骨頭、石塊上才能久存。時到今日,地上的字看不見了,樹葉樹皮早已成灰,但甲骨及石塊上的痕跡,卻是歷千古而彌新。
  遊牧民族能把這些甲骨、石塊搬來搬去嗎?即使在歷史上曾有過這麼一位智者,相信在他死後,子孫們一定如釋重負,眾志成城,立刻將所有的重物丟棄掉。
  原始的文字必然是最易辨識、最符合人性的記錄,那就是直觀的象形。發明文字的人必是智者,然而應用的人則未必有太高的智慧,於是麻煩就來了。人的模倣力是觀察、控制、判斷力的總和,眼睛看到形狀,手不見得能畫好。對手控制不好,判斷力又有限的人,象形文字經常令其徒呼負負。
  所以象形字的最大困難是一般人很難熟練的應用,於是就有人加上主觀見解,自行修改。在象形文字出現之前,人類已經有了豐富的語言。「口」是最有用的器官,一開口就能出聲,用聲音表達意念就是語言。語言雖然方便,聲音卻無法保留,見風即散。但是有了文字以後,用形代音,以音為符,很容易將象形轉化為拼音文字。
  農業文化的搖籃是河谷平原,在非洲及中東有兩大水系,一是埃及的尼羅河,一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。這兩個地區的居民在早期也都發展出了豐富的象形文字,也有著獨特而興旺的文明。
  在這兩大古文明區之上的,是島嶼散佈的愛琴海,在初愛琴海並未發展出文字,因航海術的興盛,腓立基人來往各海域之間,發展了商業文化。商業重利,語言文字的方便性高於一切。當語音加上可以發聲的字符時,便產生了拼音文字。
  拼音文字的特點是語音元素少,所需的符號不多,少數的符號就可拼出所有的語音。大約在二千年前,埃及和兩河文明均受到拼音文字的侵蝕,象形文字便隱入歷史黑暗的一角,只有中國能將之發揚光大。
  中華文化的特色之一,是封閉的內陸型態。黃河源遠流長,黃土高原離海甚遠,是所有的古文明中最後一個受到拼音文字衝擊的地區。當十六世紀海權興盛時,中華文化已然定型,有其深厚而特獨的內涵,故能一直堅持到二十世紀。
  今日的知識份子都已知曉地球環境上生態平衡的重要性,而大聲疾呼環境保護。近年來,另一種呼聲也響起了,就是少數民族的文化保育。為什麼在這物質掛帥、事事講求利益及效率的時代,竟有這種反淘汰的潮流呢?
  我相信這是人智漸開後的反思,今人終於認識到宇宙的進化是生命平衡的結果。如果因人為的因素使其他生物絕滅,人類還能獨立生存在這失衡的大地上嗎?最令人動容的例証,就是抗病的藥物大多數來自各種植物。過去的人因為無知,消滅了地球上近七成的野生物,很可能諸如癌症、愛滋病等的有效抗體都已滅絕。待人類將生態破壞殆盡,生命的物質資源不存時,即令技術成熟,人類的未來還能依賴什麼?
  中華文化難道竟然比不上大熊貓嗎?人們以為中國人有十二億,中華文化就將繼續流傳下去。看看今天的埃及除了金字塔巍然聳立外,其楔形文字又有幾個人能認識?再看看美洲、南美洲的印地安人、馬雅族後裔猶存,但其文化呢?
  那麼中華文化又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呢?前面說過,因為拼音文字的侵蝕性強,全世界各地區的文化都呈現一種混雜混沌的狀態。唯有中華文化因為地緣因素,直到近世紀才開始受到衝擊。
  在資訊時代到來以前,人對文化的認知受到時空的限制,能領受的不多。正因為文化是無數前人所踐踏出來的道路,自有其源流的方向與特徵,一旦摻進了其他不同的文化素材,方向便混淆了,足跡也零亂了。
  更重要的一點,要想將文化轉移到電腦中去,必須要有相當的想像力。那就是我一直孜孜不倦的「瞭解」課題。初民之所以能認識事物,是以嘗試錯誤的方法,逐漸形成的體驗,一代一代累積而得。我們唯有上溯原始,明察初民認知事物的「真實狀態」,才有希望解開千古以來「人如何瞭解」的大謎。
  讀者若看過費南道耳的偵探小說,一定會有這樣的認知:當一件兇殺案發生時,福爾摩斯帶著他的放大鏡以及他的華生醫師趕到現場。第一件事便是看「現場」是否遭到破壞,如果一切都保持原狀,則不難找到証據,問題迎刃而解。
  可是果真如此嗎?蘇格蘭警場不乏能人,如果現場証據齊全,區區小事也就不必勞動福爾摩斯和華生的大駕了!
  「瞭解」是在探求人類智慧上一個重要的大案子,而文字則是人類理解萬事萬物的「現場」。當今所有的文字中,唯有中文還保持著些許象形的原狀。只要加上福爾摩斯的細心,一點一滴地追溯上去,必然能找到人與認知的線索。
  拼音文字就無這個特性,正因為它太方便了,幾千年來人人帶著它跑來跑去。寫詩作文毫無問題,但要求証人類「如何理解各種事物」時,便會發現那些道理早已隨著歌聲飄揚在過去的時空中了。否則,以西方科技的實力,人工智能的懸案會延宕至今?
  在中文結構中,我找到了理解的基本因素,那就是中文形聲法則。我又根據形意的關係,分離出「理解基因」。而且將之與倉頡輸入法結合,於是字序、字碼、字形、字辨、字音、字義六大要素,便整合成一個系統。(因其太過專業性質,在此不加詳述,《新易》一書專門討論此一課題,待適當時機再行發表。)
  由於工程浩大,不可能一蹴而及,我決定分階段實施。在我的構想中,目前應先建立供未來發展的中文系統,直接以輸入碼作為內碼。根據此碼可以組成字形、得到字音、字義,完成後,電腦應能和人一樣瞭解及處理文字。
  在完成「中文之星」的字庫後,我立刻又有了新的做法,修正了資料結構及繪圖的方法。沈紅蓮是駕輕就熟,資料及程式全部由她負責。我又重新設計中文系統程式,同時開始規劃中文自然語言的架構。
  這也是我與別人不同之處,我要求程式精簡快速,不同於一般人只顧程式功能的完成。中文之星的系統程式執行速度太慢,我改寫的結果,不但程式空間小了二分之一,處理速度也快了兩倍多。並且還在原有的功能上,增加了視窗及排版的處理介面。
  從表面上看,我還在寫程式,這豈非「大材小用」?資訊界有不少才智之士,都在略有小成之後,立即步步「高升」,升到不食人間煙火的高空。然後再一步步跨入「天庭」,把他們的才幹全部投入權利鬥爭的核心中。這是社會最大的損失,也是文化斷層的必然結果。在中國傳統社會上,讀書人負責處理人的事務,技術人員負責事務性工作,井水不犯河水。後來讀書人沒落了,技術人員讀了些技術手冊,便以讀書人自稱。
  結果呢?從事技術的假讀書人不安於技術工作,沒有讀過經世濟民大道理的技術官僚,竟然掌管國家社會大計!更荒謬的是,只要有了民意基礎,任誰都可以在國家廟堂之上,或假公濟私,或施橫撒野,「鬧亂君臣百萬般」!
  這些世態之所以產生,是今人錯認了藝術的真諦。藝術本意為人類行為的極致,是人類意識追求真善美的實際表現。因此,有做人的藝術,有處事的藝術,有為君的藝術,有為民的藝術,當然也有從事美術、音樂、寫程式等的藝術。
  人為萬物之靈,這個「靈」字就是人對藝術渴求的明証。什麼是「靈」呢?靈是我們假定在造物者所設計的人體中,有一種精華結構,是人體的極致!
  然而萬物之靈卻喪失了其應有的靈性,不論做什麼,都只追求表面的利益而不求完美。在這種情形下,社會上除了眼睛可見的權勢名利、聲色犬馬之外還有什麼?在上者如斯,居下者競尤,從事電腦業的目的只為了賺錢,誰管它完美與否?
  然而皇天有眼,我的苦心沒有白費,下了足夠的功夫,我終於看到了理解的真實面目。在初,我唯恐自己失去了搭上人工智能這班列車的機會。而當真相歷歷在目的一剎,我反倒猶豫起來了,我需要做嗎?我能夠做嗎?我應該做嗎?
  我需要做嗎?如果我想証明自己不凡,也就是說自己實際上是有些自卑!自卑者需要以表面上的成就,從他人欣羨的眼神中,得到些許安慰。由於我不自卑,所以不需要証明自己不凡,當然不在意別人眼神中藏著什麼寶貝。
  我能夠做嗎?所謂的能夠,當然是已經假定自己有能力,問題在客觀環境是否許可。記得當時中國時報美洲版的記者羅鴻進曾去訪問我,那時我正在矛盾困惑的關頭,特地放了一個測候氣球。我表示在三年內可以完成中文的人工智能電腦,結果他的特約稿被被擱置了,我也知道時機未到。羅鴻進還不死心,用頭條標題,把那篇文章刊載在華盛頓的「中國郵報」上,同樣是古井無波。
  為什麼要放測候氣球呢?正如老子所說:「魚不可脫於淵」。人間何處為淵呢?如果人人認為人工智能可行,就談不上所謂的「天下神器」。既然別人不願意相信,何苦要自掘墳墓呢?
  不論前面的理由如何充分,主要問題還在於「我應不應該做?」這個答案也非操之在我,端視國際大環境而定。做為一個中國人,我該做!做為一種文化的傳人,我不應該做!我的取捨準則在於一個「正字」!所謂「正」有時機之正,有條件之正,有人才之正。三者又可視為天時、地利、人和,缺一不可!
  因此,我在《道德經》的指引下,心中疑團冰釋(這就是多年後,我出版《老子止笑譚--從人工智能的立場重讀道德經》一書的動機)。我自訂了三個條件:非受到了外國的侵侮,我不做;非得到有眼光有見識的大德支持,我不做;非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班底,我也絕對不做!

  手中的錢其實維持不了多久,我的妻小已在洛城定居,每月的開銷就要二三千美金。而我們租的房舍很大,月租一千五百元,我便要她們搬過來,共體時艱。
  這時,那位姓錢的朋友一直慫恿我再組公司,他負責找人投資。由於我研究的課題正值緊要階段,目前的方向尚未定下來,所以婉拒了。他便建議由他去活動,只要我同意做他的技術後援即可。我考慮之下,這樣與己無損,有何不可?
  不久,老錢便開口借錢,基於他上次帶我們去舊金山的德意,我亟思報答(我欠的人情債很多,蔣先生、萬佩鼎及老孫等,我很想在有些成果後,請他們來共同分享)。所以借了兩萬給他,結果是一去不歸。表面上是我損失了,其實傻的是他。因為真的要騙,最好騙得我的信任組成公司,那時很多產品都會發展出來,獲利豈止兩萬?
  聖路易市有一批參加過國建會的成員,他們定期開會,保持聯絡。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會議中,他們邀請我演講中文電腦的前景。會議中我見到了張系國,他正忙於籌辦「小型書院」,在他的理想中,小型書院是人文與科學並重,那也正是我的理想。大學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對知識的認知與理解,必須揚棄對技術訓練的過度重視,以免把學術切割得支離破碎。
  張系國很有眼光,是當前資訊界難得的人才,我相信這與他的文筆有絕對的關係。因為人係以概念為思維的基因,若文筆不通,概念必然不明。概念不明的結果,不論看書、聽話所能領會的都有限。即使將知識死背活記,也只能當作資料來應用,若想透徹理解則難如登天。
  今天社會的失序,正是教育中重視數理而忽視人文的結果!記得我所讀的師大附中就把數學程度好的編為實驗班,而實驗的結果呢?我見過不少數學能力極高的人,做人做事卻令人不敢恭維。有人稱電腦為計算機,寫程式全賴高等數學。但事實証明,一個數學從來沒有及格過的我,所寫的繪圖程式(我沒有用數學公式,日後若行有餘力,再將全部程式公開),其時空的執行效率,敢稱舉世第一!

  一九八六年,我去拉斯維加斯參觀電腦大展。在會場中巧遇鄭天任,他目前事業發展得很順利,公司有數十名員工,忙得不可開交。他堅邀我去東部與他合作,主持研究發展。這時我好幾項技術已經開發成功,正在尋找合作的伙伴。如果鄭天任真是可以合作的對象,我打算好好輔佐他,成就一番非凡的事業。
  於是,我們千里迢迢的從洛杉磯到了維吉尼亞洲的諾弗克市,那是美國的海軍基地,瀕臨大西洋。沈紅蓮和我在美國三年已換了六次居所,除了她那寶貴的書,能丟的差不多都丟掉了。新居是棟濱海大廈,我們住在頂樓,時正值秋天,水天一碧,和風輕拂,景色頗具雅趣。
  美國東岸是政治文化的重地,氣氛與洛杉磯大不相同。淡藍穹天,綠蔭大地,平和而安祥的來往過客,在在令人感覺無比的寧謐。是不是在多年辛勞奔波之後,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終站?以我過去的經歷,實在難於相信會有那麼一天。
  至少目前有個安定的環境,可以先把一些技術開發成為產品,以謀生計。人工智能不論做與不做,先要把一些觀念與資料設法保護好。怎樣保護才最安全呢?我想到古人說的:「大隱隱市鎮,小隱隱山林」。越是不隱密的地方,越是容易讓人忽略。
  再說,目前參與人工智能的人都是電腦界的佼佼者,然而人工智能的難處絕對不在於電腦技術。所以,真正有志於人工智能而且有可能成功的,必然是對文化以及文字有興趣的人。我這些資料不論好壞總是心血,自己不用,也不應藏諸山林!
  對了,何不當成文學作品寫出來呢?把所有的玄機寓於故事內容中,就像那些預言一樣,對有心人說不定有所助益。不過,這一來有誰會相信呢?如果要昭眾信,最好把自己的人生經驗、心路歷程也寫下來!寫一本自傳!自從看過《約翰克里斯多夫》後,這個心願就從來沒有忘記過,現在是機會了,不要猶豫!
  沈紅蓮很支持我,她負責為我修辭、潤色,讓我無後顧之憂!我用自己開發的系統輸入,非常順手,每天下班後一直寫到深夜,一天約可寫五千字。
  東方公司的美國工程師架子很大,我這個中國人支配不動。中國工程師全部是來自大陸的交換學者,他們出來純粹是為了鍍金,工作能力有限。
  即令像鄭天任這樣的專家,曾任大學理學院院長兼電腦系主任,對研究發展和產品設計都無法釐清。我寫了個工作計劃給他,需要三四個人、五六個月的時間,以便開發產品。他卻認為研究發展的結果就是產品,有了研究的成果,就要拿出來賣錢。
  我能說什麼呢?我發覺東方公司是個標準的東方式家庭事業,連賣軟體都沒有專業的銷售工程師!公司的組織也沒有,什麼都只是天任夫婦一句話。就算是賣技術,也要有各種配合條件,難道要我一個人唱獨腳戲?
  我試著與這些「交換學者」溝通,看能否找幾個人來訓練一下。不料,不知道倒也罷了,知道後不禁感慨叢生。以往我只看到台灣與海外的中國人,這次遇到大陸的「交換學者」總算大開眼界。看來中國人的苦難,絕非在我們這一兩代就能解脫的!
  鄭天任在美國電腦界頗負盛名,大陸曾邀請他回國講學,自然難免受到親戚朋友的包圍。別的不說,以天任的地位,幫他們安排個出國的機會總是舉手之勞。這些交換學者就是這樣一個個沾親帶故,天任所背負的人情包袱。
  這批學者共有六人,為首的是復旦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,目前搖身一變,成為「幹部」,戴著為人民服務的帽子,地位就高出很多。他很少露面,藉著到中國餐館賺外快的機會,與老闆娘打得火熱,已經鬧得滿城風雨。另外兩位女性高級工程師,據說是「資料庫」專家,我一開口,她們就不屑地說:「編程序?那不是我們的事。」大陸把程式稱為程序。
  「什麼?妳們認為該是誰的事呢?」
  「那是外國人的事,我只管用!」
  我多方打聽,才知道她們的頭銜少了兩個字,真實的身份為「資料庫操作」專家。
  還剩下三位,有兩位向我坦白,他們還有幾個月就要回去了。現在最重要的是日夜打工,以便回國時能帶著「五大件」光宗耀祖!
  只有一位姓陳的,是復旦大學的講師,他會寫組合語言程式。但他有個條件,如果要他寫程式,就失去了賺外快的機會,他希望在美國的時間能延長一年。
  另外還有兩位天任的學生,也來自大陸的親戚,是一對夫婦,目前還在半工半讀。這就是我的全班人馬,其實人力我並不擔心,有沈紅蓮與我就抵得上千軍萬馬了。
  我由他們的口中得知天任根本不相信我有意來此與他合作,這也難怪,我不會傻得不知道外界對自己的風評。記得來時,天任開了一部麵包車去接我們,我順口說:「難得你還保持著讀書人的氣質,實事求是。」
  「你是指哪一方面?」他滿面狐疑。
  「你看,誰不是一有了身份地位,就開著賓士滿街跑?」我是想拍馬屁。
  他沒有馬上回答,過了一會,他說:「其實我家有兩部賓士!」
  誰叫我口無遮攔呢?為了挽回他的信念,我打算先買棟房子,以示破釜沈舟的決心。我與沈紅蓮研究之下,手頭還剩下現金四萬多美金,就用兩萬元作前金,在一個小湖邊,買了棟全新的雙拼木屋。
  房子之外,我還買了一台鋼琴,那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綺夢。我以為即使房子拴不住我,鋼琴一定能。因為我一生最難忘懷的,就是那凌越理性的音樂,以及絲絲縷縷交融在清脆的鋼琴聲中,與辛楚的熱淚糾纏不斷的、永生無法企及的感性。
  賣技術行不通,有好幾家大公司來接洽中文系統,但因懷疑我們的支援能力,一個一個地打了退堂鼓。
  所幸內部工作進行得還算順利,沈紅蓮專做字庫,那兩個工讀生在學中文視窗,老陳則負責排版。此外還有個美國青年,也是天任的學生,他聽說我會做文字辨識,也希望參加學習。我是來者不拒,給他講了兩天課,才不過是些皮毛,他就說:「如果我做得出來,能不能擁有專利權?」
  「這事你向鄭先生去說,我只負責教。」我知道美國人很有獨立性,但是坦白到這個地步,也就難怪人人只顧自己了。
  這時,宏棋公司的吳廣義與涂長慶兩個人應我之邀,來到維吉尼亞。我在還沒來東方之前,在西岸曾與他們聯絡,打算把排版用的中文字庫賣給他們,索價二十萬美金。等到他們決定要買時,我已經離開了西岸。
  他們看了字庫,空間僅佔二十多萬字元,卻可以產生各種大小不同、字體有別的中文字形。因為字的變化太多,沈紅蓮整天沉浸在其中,以求做得更為美觀。
  他們是行家,一看便知再多花一點功夫,就可以做成產品,頗表滿意。麻煩在於我已經與天任合作,而且有言在先,談生意的任務交給他,我不加過問。
  我介紹他們與天任認識,我則繼續做我的事。他們談了些什麼我不知道,只是吳廣義沒跟我打聲招呼就走了。後來,我問天任結果如何,他說:「應該沒有問題,他們沒有嫌貴。」
  「沒有嫌貴?你開價多少?」我告訴過他,底價是二十萬。
  「兩百萬。」他淡淡地說。
  「兩百萬?」我知道完了,吳廣義一定以為我和天任在扮黑臉白臉,用二十萬引他們過來,再狠狠地討價還價,所以氣得連禮數都不顧了。
  「邦復,你不會做生意,哪有賣二十萬的道理?難怪你到現在還苦哈哈的!兩百萬太便宜他們了,放心,他們會買的。」
  他說得對,可是我也知道,再美的琴聲也留不住我了。我知道時機、條件尚未成熟,所以打著燈籠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。
  一九八七年四月,深圳科技工業園的董事長張翼翼與總經理王允實聯袂來美考查,尋找合作的項目。到了東方公司,天任提出合作生產中文打字機。雙方略事討論,一拍即合,立刻簽署了協議書。當然,真要動手,我非去大陸不可。
  科技園和天任把事情看得太簡單,似乎只要有了資金,我再一動手,打字機就生產成功了。至於生產打字機所需要的精密零件、生產廠房、技術人員等完全沒有提及。甚至於連資金、市場、規格等都沒有提出來討論,為什麼呢?
  是天任一時疏忽,或是他完全不瞭解技術問題?我多方觀察之下,發現事情並非這樣簡單。原來天任的公司全靠美國海軍的合約維持,美國政府為了保護中小企業,訂了一個法案,規定在一定金額之下的政府合約,都必須由中小企業承包。
  這些合約的金額,對公司每一個員工工資,與公司股東的利潤都算得一分不差。這對公司的生存當然有絕對的保障,可是在這個法案下,一板一眼,沒有多餘的發展空間。承包的公司除了能維持生存外,不過是簽簽合約,一點技術都摸不到邊!
  為了交換學者,公司裏養了一大批閒客,結果是手頭比我這個窮光蛋還要拮据。他口風不露,房子抵押了,並且到處借債。我們來時,他還抱著一絲幻想,料不到我是個賺不到錢的空心大老倌,反而又增加了一個大包袱。
  我怎能看他這樣下去呢?我再苦,總還有辦法。所以主動告訴他,我和沈紅蓮的薪水不要了,只希望他能暫支買房子的銀行貸款。我則設法趕些產品來,以渡過難關。
  老陳的印書程式接近完工了,為了測試排印的全部功能,我便把正在寫作的自傳拿來作樣品,以便反覆測試。
  還沒印多久,就有人來告訴我,說我印書的舉動被誤解為利用公司設備。我還不信,第二天,我們辦公室的鐳射印表機自動送修去了,再也不見蹤影。
  我有兩個選擇,一是向天任解釋目前工作的狀況,一是體諒他的處境,另覓生路。前一條路很難行,即使產品完成了,想要賺錢,還有包裝、廣告、市場等必要的投資。而且有了一次的誤會,難保沒有第二次。但若說立即離去,於情於理都有困難。天任是個大好人,只是太好面子了。如果我找不到適當的理由,他是不便也不能由我說走就走的。
  巧的是這時有朋友自洛城來,說廖幼鳴主持中共國務院電子振興辦公室,打算大張旗鼓,招才納賢。幾個月前,他到處托人務必要找到我,邀我回去。
  人生的路標似乎指示得非常明白,從事中文資訊,必須在使用中文的環境下才能發揮效益。上次回國是時機尚未成熟,大廖有眼光、有魄力,很令我折服。他現在位居要津,豈非龍飛在天?是不是時機成熟了?
  於是我向老鄭提出,由我代表東方公司,與大陸合作中文自然語言及人工智能的各項計劃,所有利益均與他對分。
 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,我再度回到北京。可是怎麼都想不到,不久之前,大廖升為某部副部長,已離開了電子振興辦公室。
  不得已,我只好再找統戰部出面,把我介紹到國務院人才引進辦公室。由人才引進辦及電子振興辦共同出面,邀請了北京各界有關單位約三十多位技術主管,在電子計算機管理局破舊而陰暗的會議室裏舉行會報。
  這要有一比,倒有些像當年諸葛亮單騎渡江,舌戰江東群雄的故事。不同的是我沒有諸葛之才,他們也沒有江東群雄的精明。過程簡單明瞭,就像球場上吹過一陣緩緩的輕風,疲態盡露的球員們,打了個呵欠,如是而已。
  會議是上午十時開始的,大家都很準時,也都非常客氣。我一口氣介紹了一個半鐘頭,卻只能概略說明中文自然語言的可行性。我特別聲明,如果大家真有興趣,進一步的探討可能還要一兩天的時間,有必要再細談。
  會場上安靜的氣氛,極像是在一所寧靜的廟宇中,矇矓的光線透過重重深厚的窗帘,照在一座座穩坐緘默的金身羅漢身上,的確肅穆得令人六根清靜。
  我只記得主持的官員姓張,他打破了沉默,問大家有什麼意見。不料,他的話宛如一粒投入萬丈深淵的石頭,半響仍未擾動無波的明湖。
  最後是前電子計算機管理局局長伸出援手(姓名已不記得),他滿頭白髮,聽說業已退休,只是因為關心這件事而來。他說:「我也是由朱先生處得到的靈感,上次我受邀去新加坡講學,特別以「牛」字為例,來說明中文的優越性。例如說以牛為種類,就有黃牛、乳牛、水牛、小牛等等,而英文則要用不同的字彙,如cow, ox, buffalo等。同時牛頭、牛尾、牛肉、牛毛對中文而言也不過是排列組合的問題,英文卻又是各用一字。這完全可以証明中文的邏輯性遠遠比英文的功能要高,結果引起了極大的迴響。」
  終於有人開口了:「應該是吃飯的時間了吧!」
  這是我生平感受最深的一次會議。
  晚上,大廖請我到北京有名的四川飯店聚餐,這是一間極為精緻的竹屋。據說所有的竹製家具都是由四川運來,甚至廚師、跑堂也都來自四川。席上有十來人,大部分都會說四川話,一時「格老子」不絕於耳。
  大廖是我第二次回北京時認識的,他看我講學時每天八小時,一連六天不斷。有感於我的熱心,就這樣結交成為朋友。他還是當年的氣概,灑脫、爽快,高高的個子,出色的儀表。
  他顯然知道會議的結果,只是拍拍我的肩膀,說:「老弟,別洩氣!我們慢慢談。」
  飯桌上還有長城電腦公司的總經理王之,在我第一次回國時,曾是四機部的外事局長。他坐在我旁邊,言簡意賅地說:「我找了你很久,乾脆你來深圳吧,不要在北京混!」
  「行!我會去找你!」我也很痛快,只要能做事哪裏都一樣。
  大廖則是不斷地追問我計劃的重點,人與人之間的差別,實在不可以道里計。每當我提出一點,他就能立刻抓住重心,一針見血地問出關鍵技術。每上一盤菜,他一邊吃,一邊思考,不時還說些笑話,讓滿桌客人無一冷場。我以為他只是在敷衍我,不料,下一句話就是另一個相關性的課題,得花上半天才說得清楚。
  十二道菜過去,對他而言,真可以說是談笑用兵,竟把我的全部計劃套了出來。當所有的客人正對各種菜餚贊不絕口,旁邊侍立的女服務員一個個笑得花枝招展,前仰後翻之際。
  大廖突然把桌子一拍,說:「老弟!你這些構想可以定名為『淮海計劃』!我來看看如何進行!」
  「我看沒有單位可以落實!」王之冷冷地接了一句。
  「淮海計劃?」我卻想不通這個名稱有什麼意義。
  大廖沒有開口,彷佛陷入了長考,倒是另一位年紀較長的官員說:「淮海作戰是我們成功的決定性戰役,我當時…」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轉向了革命、建國等等興奮的話題。這些對我這個失敗的一方來說,確實是種難堪的經驗。雖然政治與我無涉,但是自己的政府被羞辱了,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
  大廖看出我的不安,立刻端茶送客,並叮囑我儘快把書面計劃寫好,以便進行。
  待我回到美國,老鄭一聽「淮海計劃」這個名稱,臉上就變了顏色:「糟了,你被利用了,他們在統你的戰!」
  「一個名稱又有多大關係呢?計劃本身的成敗才是正經。」我認為一個計劃的名稱只相當於一個人的衣著,至少對我而言,只要有衣服可穿,型式及質料都是次要的問題。
  沈紅蓮所擔心的,則是由誰來主持計劃,中共雖是社會主義制度,但權力核心卻仍是少數人。以我們對這個計劃的認知,如果受制於有私心的個人,其後果將不堪設想。
  沈說得不錯,大廖我可以相信,然而他卻只是那個體制中的一份子。此外,大廖是否真正瞭解人工智能所導致的後果呢?他有能力看到科技的價值及影響,卻未必能認知人性貪婪下的後患。如果未能慎始,到了木已成舟,不僅是他,任誰都無能為力了。
  所以,這份計劃也就到此為止,成了懷海寄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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