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、歸途
  美國、打工、雪地、父喪

  我把能夠變賣的都賣了,包括那支心愛的小喇叭。所有的錢湊起來大約有一千三百多塊美金,還不夠買回台灣的飛機票。幸好那時敏姐在美國洛杉磯,姐夫任職領事館。我決定先去洛杉磯,找到敏姐再想辦法。
  九月初,我到了洛杉磯,由於事前沒有通知她,加上多年未見,她幾乎不認得我了。我說明了經過,她則認為家裡這封電報必有隱情。因為幾天以前還有朋友談及家中情形,說父親退休後,在繼母的慫恿下,以七十多歲的高齡,居然開始做起生意來了。誰都想不到,父親一生視財物為糞土,竟然晚年失節。
  我實在難以置信,如果父親一切安好,千里迢迢,叫我回去做什麼呢?敏姐認為,既然要做生意,就要資本。她聽說繼母到處宣傳,說我在巴西作畫,和張大千一樣發了大財。顯然,如果專程叫我回去投資,怕我不願意;而以父親病危作為理由,先騙我回去,再設法說服我才是上上策。
  我先還不信,立即發了封電報,說人已到達洛杉磯,因囊中羞澀,請父親寄些路費來。同時又寫信給幾位在台的親友,請他們代我打聽一下家裡的情況。
  結果証明敏姐的判斷完全正確,父親來信說病已痊癒,叫我留在美國,不要回台。而親友則一致表示父親身體很好,只是為了做生意,到處借錢。在字裡行間,每個人都暗示著對繼母的不滿。
  敏姐看了父親寄給我的信,她指出那不是父親的筆跡。我記得大約在一年以前,父親曾寫信說明,因為他的視力不好,家信概由繼母代筆。日子一久,我根本沒想到這些代筆信很可能已不是父親的意思,以至於在盲目衝動下,拋棄了在巴西的一切。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地步,我該怎麼辦呢?
  回巴西吧?不論有沒有必要,八百多塊美金的機票從哪裡來?再說,學校的退學手續已經辦了,我好不容易申請到的一點助學金也沒有了,以後的生活要靠什麼維持?還有,我該如何面對艾洛伊莎?難道告訴她,我是個自由人,想走就走!現在,我需要她,想回到她身邊,我就回來了?
  回台灣是不用考慮的,國外生活再苦,卻是海闊天空,心情暢快得很。最後,大家都勸我留在美國,我也知道這是唯一的選擇,別無他途。只是我很不甘心,打從中學起,由於我恨英文,不僅不願意學,而且還信誓旦旦,將來絕對不去美國。
  考慮再三,我列出各種自以為是的理由,設法說服自己留在美國。工作、語言、文化背景、生活習慣等,倒不是問題,甚至於,為了我追求的目標,更有深入的必要。好在在這個時代,美國不論在哪一方面,對人類社會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。遲早我都要瞭解她,多少困難都必須排除,否則,我不夠資格自命為人生真理的探索者。
  孫振先是我在巴西認識的朋友,畢業於屏東農專。這時剛好他來找我姐夫辦事,一見到我,他鄉遇故知,立即邀我去他家住,並熱心地幫我找工作。他太太叫露西,是實踐家專畢業的,做得一手好菜,也非常好客。他們住在好萊塢區,在日落大道與高原街交叉口附近一所小巧精緻的木屋內。
  老孫所從事的工作是一種很特殊的服務業,專門為別人照相。客人只要打電話到他公司預約,定好時間,老孫便依約準時去拍照。這樣也可以稱為「工作」?我實在佩服美國人的生意頭腦,只要有需要,就有生意,就有錢可賺,利人利己。
  敏姐本已說好介紹我去一個加油站工作,但老孫極力反對,他說在美國找工作很容易,不妨找個比較理想、收入多的。所以當他去修閃光燈時,順便問老闆要不要工人?剛好工廠缺人,老孫便叫我去考試,當場考完一些基本的電學知識,立刻錄用。
  由於事先沒有準備,更沒想到剛到美國就有了工作,如何上班立刻成為首要問題。我沒有汽車,也不會開,甚至於根本沒開過。然而在美國,尤其洛杉磯是有名的專為汽車族所設計的都市。這裡的居民除了未成年的小孩和行動不便的老人外,人人有車,有些人甚至還不止一輛。
  我第一天上班是搭公車去的,由住家的好萊塢到我上班的伯本區,開車不過十分鐘。可是轉兩班公車,卻花了我三個小時。老孫一再叮嚀,說等公車很難,可是怎樣也想不到,竟難到這個地步。
  我決定要買部車,錢雖是問題,還可以向老孫借,麻煩的是要先學會開車。在美國時間就是金錢,有什麼方法能在最短的時間內,同時解決買車、學車、開車三件事呢?
  我的看法是,先買車再學開車,因為我怕麻煩別人。老孫不贊成,說在美國如不先學會開車,沒考上駕駛執照,出了車禍可是吃不了兜著走。我爭不過他,只好在他的指導下,先在一個公園裡學了十幾分鐘。車子能動了,自己覺得相當不錯,但是老孫認為還差得遠。
  我心急如焚,等不及了,便去找姐夫,說是要考駕駛執照。姐夫以為我會開車,便帶我去一個地方,說認識那裡的考官,說不定比較容易過關。
  因為姐夫是外交官,家裡經常舉行酒會,邀請一些「大人物」。以一個駕駛官而言,一輩子也沒有幾次機會可以和那些大人物來往。所以姐夫樂得送個人情,有酒會時,也順道把這位考官請去,做做國民外交。結果兩個人成為好友,也方便了我這個考生。
  果然那位考官非常賣帳,儘管我的技術欠佳,所幸他手下留情,七扣八扣還得了七十多分。感謝姐夫和他的關係,我通過了考試,成為汽車俱樂部的新會員。有了駕照後,再以分期付款買了部流線型的「柯威爾」二手車。車一到手,第一件事便是以八十里的速度,在高速公路上飛馳了一陣子,享受一下「行動自由」。
  那時已是深夜,等我想到該去姐夫家表達謝忱時,已在高速公路上失去了方向及距離感。直到買來地圖,按圖索驥找到姐夫家時,我才知道剛剛已經開到內華達州了!
  那次的冒險給了我極大的信心,就像一個未曾在刀山上失手的人,總會一而再、再而三地,不斷在刀尖上打滾。好在我運微命大,總能在剃刀邊沿全身而退。
  上班的伯本,是一個住宅兼工業區,位於好萊塢北方約十餘哩,工廠及辦公室林立。而我居住的地方,就在中國大戲院旁邊,剛好是好萊塢的商業中心。所以,每當上下班時,與車輛流向恰恰相反,高速公路上經常暢通無阻,幾分鐘就抵步了。
  由於時間充裕,我又念念不忘往日未竟的夢想,便參加了一間著名的繪畫函授班,按步就班地學畫。但時間還是太多,再說音樂也好,繪畫也好,其實我真正不能忘情的,卻是電影。今天誤打誤闖,來到了好萊塢,為什麼不乘機求教一番呢?
  就在住處不遠,我看到一家甚具規模的影劇補習班,宣傳看版上,掛了不少電影界有名的人物。我決定去修習編導,明知道自己的英文很差,好在學的是觀念和原則,所以硬著頭皮,又做了老貢生。
  由學習中,我發現美國專門培養技術人才,不論是繪畫或是電影,都有一套一套的公式。照理,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長處,教者應該因材施教。事實上不然,在函授繪畫班上,我很快就看出「對方」只是一個機構。我完成一部份課業,他們就寄來一些資料,內容與我的程度、學習的優劣無關。
  以商業立場而言,這是無可厚非的,可是這所函授學校標榜「因材施教」,說每個學生會有一個名畫家親自指導!我也選了一位名畫家,且是一位中國人。我常在畫稿旁寫些意見,請老師指正,可是從不見回音。
  電影班更好不到哪裏去,編導班共有二十多人,由一位「名導演」(導過電視劇Smoking Gun )授課。這位老師吊兒郎當,最喜歡指導親吻的戲,常找些演員班的學員來實驗,每每一堂課就在吻來吻去中結束了。
  可是,我也有收穫,那是這位老師無意中透露的。
  記得是有位學員問他一個問題,我沒有聽懂,導演老師說:「不必擔心,這個有公式!」
  那位學員又連續問了幾個問題,答案都是:「有公式!」
  只怪我英文不好,難道是上數學課嗎?
  下課後,我去問那位同學,什麼公式不公式的。
  「我是問他系列戲劇與單一戲劇的發展技巧,他一講我就懂了,他是說一切都有一定的公式,連單一劇都不例外。」
  「戲劇是創作,怎能有公式呢?」
  「現在是商業,要大量生產,所以只要會用公式就好了。」
  「那他為什麼不教這些公式呢?」
  「啊,用不著,書店就有。」
  「那我們在這裏學些什麼呢?」
  「學什麼?等機會呀!」
  「等什麼機會?」
  他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,才發覺這個東方人是個白癡。
  「等他提拔呀!哪天他拍戲需要幫手,就會在我們這裏找。」
  原來如此,這一來,我也懂了,真要學電影,還不如上電影院。一部好片子,裏面有學不完的寶貝,所有的藝術,都只能自己在實際生活中去體驗。因為藝術不是知識,只能依感官的觀察與意識的表現,而不是在課室中、藉概念的學習得到的。

  我工作的地方雖號稱工廠,其實是間小店,專門裝配及修理各式閃光燈。店名叫「諾曼企業」,只有老闆、一位女秘書、工程師及四個技工。當時所規定的最低薪資是每小時一元七角五分,我們工廠採用工時制,我每小時可得兩元五角。工作多時,每月可以賺到八百多元,比老孫的收入還高。
  人生是多麼的不公平!同樣的我,在巴西拼命工作,不過月入十幾元美金。美國只因國家富強,便人人沾光,偏生人們愚昧至極,只顧當前的蠅頭小利、不肯先努力使國家富強!
  諾曼工廠裡熟練的技工,平均每天可以裝配及測試一個閃光燈頭,我一去就發現他們的工作方式很不合理。等我把各種情況弄熟了,便自行設計了一條生產線。一個月後,平均每天可以生產十個燈,甚至有一天我創造了生產十七個燈的記錄。
  老闆名叫諾曼,年紀和我差不多,他很欣賞我的工作,每個月自動給我加薪一次。到了第三個月,已加到三元五角一小時。他告訴我,那是技工最高的工資了,以我的能力應該還可以再加上去,但是必須先通過工程師鑒定考試。我看了看考題,知道毫無希望,也就心安理得安分地工作下去。
  諾曼又開始教我設計電源供應器,原先是由一位工程師負責,一個月只能設計一台,而且常常在測試時爆炸。最初我也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勝任,一個星期後,我完成了一台。測試之下,一切良好,那位工程師憤而辭職,此後即由我來代理。
  我以為美國人講究效率,加上諾曼做事合情合理,士為知己者賣命,我那個改不了的老毛病又發作了。
  我們的產品設計得很差,外形不美,而且又大又重。這種閃光燈多半是供應給一些流動的家庭攝影師,他們每天揹來揹去,巧拙輕重之間有很大的區別。我研究後發現,以現有的材料,體積至少可以節省四分之三,重量可以減輕五分之四。
  哪知諾曼堅決反對,他說我不懂做生意的門道,顧客要求的是「貨真價實」,只有做得又大又重,買者才肯出高價,我們才有利潤。同事們也對我抱怨有加,因為我們是計時論酬,工作效率提高了,工作時數便相對的降低,錢也就少賺了。
  葉落知秋,以一個小小的工廠,只有幾個人,大家成敗與共,才有安定的工作機會。老闆不求改進,滿足於現狀,工作人員則只顧自己的利益,不為經營者設想。長此以往,怎能在市場上與他人競爭呢?
  同事中有位名叫彼得的小夥子,個子很高,喜歡打籃球,和我興趣相投。他每天裝一個燈,慢條斯理,不慌不忙。有一個星期天,他邀我去打球,我們一矮一高,組成一隊天龍地虎,倒頗引人側目。
  休息時,我正在喝沙士,突然聽到他說:「你知不知道你在幹什麼?」
  「我在『喝』碳酸飲料。」我以為他在教我英文,所以特別強調「喝」這個字的「現在進行式」。
  「不,我是指在公司裡。」
  「啊,混日子。」我才知道又是老問題。
  「如果你想多賺點錢,我絕對支持你,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,我敢擔保諾曼不會再給你加薪了。」
  「我知道,我只是盡責任。」
  「狗屎!你的責任是一天做一個燈。」
  一來我不願跟他爭,二來我再有理,用英語也講不出,只好說:「可是我『不會慢』!」我想說的是「慢不下來」。
  「狗屎!『不會慢』,沒有這種事。」
  「真的。」
  「狗屎!狗屎!」
  連續幾個狗屎,把我惹毛了,我用著半生不熟的英語,發起高論來:「做得多,公司賺了錢,公司就會大,公司大,我們大家有好處。」
  「你在做夢哩,公司再大,諾曼也不會多給我們一毛錢。」
  「至少…」我不會說有「面子」,改口說:「有希望。」
  「狗屎!我們唯一的希望,是自己有錢。」
  「怎麼能自己有錢呢?」
  「等機會呀!機會到了大撈一筆,誰不是這樣?」
  「可是國家…」我想說這樣國家就很危險了。
  「什麼國家?國家就是要幫我賺錢的。」
  不同的意識型態,加上我受限於語言,再談下去只會傷感情。或許他的想法有點極端,但我所接觸過的人,不論在巴西還是在台灣,這種論調好像是種流行的時尚。看來極端的應該是我,至少,我不合時代潮流。
  美國的人口比中國少了五倍,可用的土地則大了十幾倍。再加上他們沒有歷史包袱,沒有不斷的天災戰禍,又承襲了歐洲的工業文明。人在富裕之餘有這種自私自利的思想,原也符合人性。可是為什麼中國人也有這種想法呢?尤其是高級知識份子。如果有能力的人只為自己謀利,那整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呢?
  美國人沒有國家觀念,是因為國家形成的時間短,又得天獨厚,還沒有經歷到國破家亡的慘痛。就像人在青少年時期,不知天高地厚,一切欣欣向榮,充滿希望。然而,一近中年,生老病死的際遇紛至沓來,雙親或尊長不是大限將到,便是病痛纏身。至於自己,不成家固然不可,成了家,各種負擔宛似無止盡的夢魘。
  美國目前還是一個年輕的國家,美國人正是時運當頭。唯有等到國力耗盡、資源枯竭之時,才會重新整理他們的經驗,認識到人間真相。

  立妹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學教心理學,寒假時邀我去玩。多年不見了,她結了婚,生了個乖巧的女兒。往事好像天邊的浮雲,雖然是親兄妹,基於特殊的家庭狀況,我對她的瞭解卻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迷霧,連想像都著不上力。
  我乘著灰狗巴士,橫跨了加里佛尼亞、內華達、亞利桑那三州,沿途見識到美國的峽谷與大漠。在這個時代裡,中國人在種種原因下,宛如世紀初的猶太人,天各一方、骨肉飄零。我心中感慨萬分,真的不知道應該如何與她敘舊。
  那時車外下著大雪,一望白茫茫無際的大地,心中冉冉浮起幼年時的北國風情。母親在我的心底,一直是一個枯瘦如柴的影子,成年躺在病床上乾咳。那種咳聲斷斷續續,有氣無力,既夾雜著無比的痛苦,又代表著無助的掙扎。
  由於台灣沒有雪,失去了聯想,回憶之窗也就緊緊地關閉著。這時,在灰沉沉的天空中,一些輕靈細白的雪花,緩緩地游移到眼前。甫接觸到車窗上的玻璃,就依附不去,由一朵朵六角形、伸展著纖毛的小精靈,頓時化為一片半透明的光影。
  透過光影的芒彩,一幅一幅鮮活的景像,突然躍入眼簾。
  記得在北平時,母親完全不像是個病人,她常帶著立妹與我去北海公園溜冰。還有一個瘦長的身影,也同時出現在回憶裡。我們叫他三舅,他很會唱歌,我記得最清楚的,也是他經常唱的一首:「月兒高掛在天上,光明照耀四方,在那靜靜的黑夜裡,想起了我的故鄉…」
  一樣的是雪花飛舞,不一樣的,卻是那一去永不復返的溫馨。
  我們在北平的家,原來是座王府,當時的市長徐惠東先生借我們暫住。我們住在前院,後面還有一進,徐市長的三位舅子就住在那裡。
  二舅喜歡喝啤酒,我不喜歡那香澀而辛辣的感覺,但為了找他們要小說看,經常要小小的忍受一下。三舅也喝酒,他一喝就唱,一唱就被攆出去。
  永遠是白皚皚的雪地,永遠有三舅的影子,似乎和母親凍紅的雙頰、無聲的緘默密切得分不開來。
  在那神秘的回憶之窗中,唯一的例外是一團爐火,母親緊緊的抱著立妹與我,三舅則靠在窗櫺上。靜靜的,正如同封凍的、停駐在我眼前的光影。
  三舅的歌聲響起了,永遠是同一首,他低低的哼著,我好像也聽到了母親的哼聲。一片暖意,一種我很少感受到的祥和,漸漸地化為虛無…
  接著,一片茫然,我搜竭枯腸,卻再也記不起什麼了。巴士到了新墨西哥,一見到立妹,別的還沒說,我開口就問她:「妳記不記得,我們住在北平時,有位三舅…」
  「當然記得,他很會唱歌。」
  「後來呢?為什麼我想不起後來怎樣了?」
  「後來他從軍,打日本人去了。」
  我在立妹家住了兩天,好像去過白沙空軍基地以及一些名勝。但是我卻什麼都不記得,對妹夫的印象也很淡。因為那寒得徹骨的風雪,早已把我召回過去的歲月中,回憶像一團濃霧,黏黏地、綿綿地佔據了我整個的心。

  電影及繪畫函授目前都是紙上作業,為了充分利用在美國的學習機會,我急需一些實際經驗。在朋友的介紹下,我又參加了一個業餘的戲劇團體「東西劇社」(East West Player),是由一些愛好電影藝術的東方人所組成。他們在洛克斐勒基金會的支持下,經常在一個教堂中排練,並在各處演出。
  東西劇社的成員不多,大約有二十餘位,因為相處不久,名字都淡忘了。只記得負責人有三位,日本籍的麥可,一位中國女仕及一位韓國人。在我離開以後不久,他們幾個都到好萊塢跑龍套、演電影去了。
  我才加入就發現他們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,不過是想打入美國的娛樂界而已。由於美國社會的結構,白種人主導所有的利益集團,好萊塢自不例外。但是各族群的自主意識不斷的升高,急於參與白人社會。為了安撫他們,美國政府制定了一些律法以保護少數民族,東西劇社就是想以團體的力量,來分享一些保護的利益。
  我曾向麥可建議,與其只是參加好萊塢的演出,不如提供一些素材,讓他們重視東方傳統的文化,大量生產有關的產品。麥可不同意,他認為憑表演我們還有機會與之一爭長短,談文化則美國已經到達了世界頂峰,東方是望塵莫及。
  我最後一次參加的活動,是一個「東西方服裝展覽會」,場面相當盛大,有不少中、美「明星」助陣。到了現場我才發現這個活動完全是某一服裝公司,利用東西劇團的名氣,推銷自己的產品。為什麼一個有志於戲劇藝術的團體,經費已經有了著落,卻不務「正業」,甘願為五斗米折腰呢?
  在老孫的介紹下,我也見識到了這裡的「留學生社會」,我之採用這個名稱,是因為他們是很特別的一群。他們既不能溶入美國社會,又與早先來美的「老華僑」涇渭分明。基本上留學生都受過高等教育,在美國擁有理想的職業,生活條件相當優渥。但是在心理上卻是矛盾深重,對自己的國家以及美國社會,都是既愛又恨。
  他們最難以忍受的,是子女們在美國社會的成長過程。自由放縱的社會對孩子們而言,正是如魚得水。父母看在眼裡,急在心裡,既無力也不能干涉。
  美國人的社會表面上看來很開放,其實他們極其孤獨。每個人在工作之餘,除了家庭就是一些私人的交誼,外人很難介入。這是因為他們從小就養成了獨立的精神,認為個人的自由大於一切。
  中國人一向過慣了團體生活,經常要串門子、閒話家常。即使到了美國,這種習慣一時也改不過來。結果是一到假日,「老中」們總要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,或打麻將、或結伴出遊。自然而然,父母也希望孩子們能打成一片。
  可是,孩子們卻很難適應,他們最怕的是講中文,加上年輕人的特殊文化與社交,使他們與父母的距離日行日遠。
  我所認識的朋友中,有兩家人正好是兩種典型、一樣心理。一家姓史,一家姓李,先生們都在一個石油公司任職,且都入了美國籍。史先生認為在美國的生活是臨時的,遲早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國家,所以很強調孩子們的傳統教育。而李先生一方面認為自己是美國人,卻又希望兒女知道自己的根,以免成長後迷失在西方社會中。
  那時我們的話題常繞著ABC 打轉。所謂ABC 是指「美國出生的中國人」。據他們說這樣的孩子在成長後,既不能被美國社會認同,又不願承認中國的背景,心理上極不正常。所以對如何讓下一代幼小的心靈中,建立起自尊自信的認知,誰都沒有答案。
  由史、李兩家的問題,我更體會到國家的重要性。更明確地說,應該是文化的重要性。也就是說,國家賴以存續的思想文化,才是人們生活的泉源。
  什麼是國家?美國難道不是國家嗎?為什麼這些高級知識份子,經過千辛萬苦,做了美國人之後,卻希望他的子孫保留中國文化思想呢?
  我不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體有多麼重要,除了政客們擁權自重之外。國家實際上是一群擁有共同文化認知之個體所組成,人與生活習慣是主體,政體只是權與利角逐的結果。事實上,能令人民團聚在一起的,只有思想文化、風俗習慣而已。
  只是我們這可憐的一代,在政體長時期的鬥爭下,外力入侵,文化破產。人民對國家民族失去了信念,只得追求一己的幸福,終至飄流海外。到最後,連期望在子女身上保留那一絲的懷念,都困難重重。
  美國是個朝氣蓬勃的社會,以個人能力或才智而言,美國人、中國人或巴西人並沒有多大的分別。然而美國有先天優良的條件,社會制度又讓人民得以充分的自我發揮,再加上各代的移民大半都經歷過原來社會的排擠或迫害,所以很能珍惜這種難得的機會。
  但是,我也看到了美國的隱憂。新生一代的美國人,把自由視作理所當然的「人權」,把自然的資源視為私產,恣意濫用,揮霍無度。在好萊塢的日落大道上,每天都有成群的年輕人,穿著怪異,或駛飛車呼嘯而過,或麇集在酒吧間,以麻醉品互娛。不錯,那是他們的自由,在不需要奮鬥的生活中,無法體驗真正的痛苦,他們需要快樂,卻不知道快樂是什麼。
  此外,在飽暖富足之餘,人們淫欲的念頭油然而生。商人為了謀利,大量利用聲色廣告,極盡挑撥誘惑之能事。藉著自由之名,人人放縱於肉欲,而且津津樂道。不要說一般人,連自制能力一向很強的我,也禁不住心動神搖,方寸大亂。

  有一段時期,我常常後悔輕易的離開巴西,與艾洛伊莎失之交臂。美國社會既有人種歧視,又有語言隔閡。不僅生理的壓力難以解決,生活上的緊張也無法疏解,每天只是工作、學習。資本至上的環境、把人緊緊的控制著,容不得任何人自行作主。
  我原以觀光名義入境,目前在此是非法工作,朝不保夕。不論我是否打算長期留在美國,都必須先取得居留權,以免後患。根據律師分析,我學的是農,又沒有足夠的農場經驗,因此希望非常渺茫。有人建議我去辦假結婚,只要一千多元就可以,這種事我也做不到。
  有一天,無意間在雜誌上看到一則電腦做媒的廣告,我心中一動,難道…?
  正如同艾洛伊莎所說的,普天之下絕不可能有一個完全符合我期望的人,更別指望誰會在哪裡等著我。如果決定留在美國,何不乾脆與美國人結婚算了?既然我沒有時間及機會交女友,唯一的良策就是請電腦作媒了。很可能有一位與我一樣的女怪物,不僅與我想法、觀念、興趣雷同,至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再如她也想利用電腦找一位知心怪物,那豈非大好的良緣?
  就算我不打算留在美國,若能找到一個知心的人,又有什麼不好呢?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理想的對象,不必管對方是中國人、巴西人或美國人。不去找,永遠不可能得到,若要找,就要用一個有效率的方法。
  只靠通過朋友介紹,接觸的範圍及選擇的條件都有限。我雖然不知道電腦作媒可行性如何,但是參加的人多,選擇的機會一定比較大。再說,見識一下這最時髦的新玩意,不論成敗如何,總會得到一些經驗。
  花了一百多元,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,填了一大堆複雜的表格,我參加了一家電腦做媒俱樂部。一個多月後,電腦通知我已找到了理想的對象,我約她共進晚餐。一見面,她開口第一句話就問我是不是一定會跟她結婚。我說一定不會,她聽了,回頭就走。
  第二次則是連面都沒見就吹了,在電話裡,她一直糾正我的文法。我當然希望有個認真負責的英文老師,但是面都還沒見著,誰知道她下一步要糾正我什麼?
  我到俱樂部去抱怨電腦不靈,他們說是我資料填錯了。重填資料時,我才發現那些條文式的內容,都是些具體的數字以及簡單的說明。
  比如說:「你是不是希望對象很美麗?」相信沒有一個人會說「不」的,但電腦又如何去判斷一個人美麗與否呢?再如另一個問題:「你認為自己是不是有吸引力?」該怎麼回答呢?難道也有人說「不」嗎?
  至於我所關心的文化素質,偏偏在問卷中找不到影子。雖然有下類的問題:你喜歡音樂嗎?喜歡藝術嗎?喜歡運動嗎?但這些話能代表什麼?音樂學院裡的同學沒有一個不喜歡音樂,可是我一見到佐治,就受不了。
  除了這些是與否的問題外,還有的就是一大堆數字,如身高、體重、胸圍、臀圍等等。總之,問題是不少,卻沒有一項能代表我這個怪物所要知道的。
  要想根據這些來決定婚姻大事,豈非緣木求魚?我當初居然信以為真,甚至在第一次填資料時,還真以為這是所謂的「科學方法」。
  反正已經上了賊船,我決定再試一次。電腦挑了兩個月後,又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。在那個週末早上,我便打電話與她聯絡。對方好像很驚訝,我首先告訴她,我是中國人,是電腦介紹來的。她立刻說好極了,約我馬上去她的公寓,見面再談。
  到了她的公寓,按了門鈴。開門的是個小男孩,我說:「我來找XXX。」
  「就是我呀!進來!進來!我先去換衣服。」
  她進了內間,我環目四顧,沙發上、地上、架子上到處是書,都與社會、經濟、政治以及哲學、思想等有關。這倒不錯,我們應該不愁沒有話題。此外,她還有個非常昂貴的音響,只是我看不到一張古典音樂唱片。
  不一會兒,她換了女裝出來,短頭髮上還夾了一些髮捲。她身上散放著濃烈的香水氣味,令我頭昏腦脹。
  「走,你會打保齡球吧?我帶你去。」
  「我不會打保齡球。」
  「啊?」她好像不相信似的:「沒關係,保齡球館就在附近。」
  「開誰的車?」
  「你開,我會告訴你怎麼走。」她說話時截金截鐵,動作也頗有男人之風。
  我知道當時在美國有所謂的女權運動,因為我不瞭解西方社會的背景,無法表示意見。在中國,封建時代的女性確實沒有社會地位。民國以後風氣漸漸開放,雖然難免有工作及待遇的區別以及基於生理、心理的顧慮外,實際上並沒有刻意的性別歧視。
  人的性別決定於大自然的排列組合,為了爭取女權,連動作行為也效法男性,我不能表示贊同。異性之間的吸引力,多多少少是來自不同情趣的調劑,我怎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和男人一模一樣?這一剎,腦海中又浮現了艾洛伊莎那千嬌百媚的神情,深恨自己跑到美國這種地方來。
  上了車,我還在暗自盤算,應該用什麼方法,將話題導引到彼此都有興趣的事物上時,她已先開口了:「你多大年紀?」
  「今年三十歲。」
  「你學的是什麼?」
  「農藝。」
  「大學畢業沒有?」
  「有。在台灣讀的。」
  「你生過什麼病沒有?」
 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,淋病不好意思啟口,也不知英文怎麼說。事實上,不管哪一種病,我都不知道英語字彙,這不能算是欺騙吧?
  「沒有什麼嚴重的病。」
  「好,你結過婚沒有?」
  「沒有。」
  「很好。」她滿意地說。我發動了車,正想問她要怎麼走,她又問:「你家裡有幾個人在這裡?」
  「沒有。我們怎麼走?」我怕插不上口,忙搶著問她。
  「什麼?啊!很好。向前一直走。」幾件事一氣呵成,她顯得很有魄力。
  我最怕這種調查式的問答,想改變一下話題,便說:「妳對社會學很有研究吧?」
  「現在不談那個,你喜歡旅行吧?」
  「是的。」我很識趣,誰知道?說不定她真是在做調查工作呢!
  「很好。你喜歡音樂吧?」
  「是的。」
  「很好。你喜歡…」
  不等她說完,我必須求証一下她所說的音樂是否與我所說的相同:「慢著!我指的音樂是古典音樂,是二十世紀以前的。」
  「啊?那些老古董?」她不屑地說。
  「是的,我是老派的人。」我必須讓她知道這一點。
  她想了一會兒,決定撇開這個討厭的問題,又問:「你每個月收入多少?」
  「大約八百元。」
  「嗯,好。你工作多久了?」
  我實在厭煩於這種談話,怎麼辦呢?她想瞭解我,這是她唯一熟悉的方式,我沒有理由拒絕。即使以後不再見她了,為了禮貌也應該應付下去才是。我想到車已開了很久了,不如先到保齡球館,打打球也比這種採訪有趣。
  「球館到了沒有?」
  她驀然醒悟,四下張望了一陣,說:「過了頭了,轉回去吧。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哩!」
  我實在受不了了,她仍然咄咄逼人地追問不止。我們在同一條街上轉了三圈,她還在問我喜不喜歡吃漢堡,我乾脆把車子停在路邊,不耐煩地說:「現在妳問吧!」
  她可能自知有點失禮,便說:「我很滿意,該你問了。」
  「我沒有問題。」
  「什麼?你沒有問題?你不想瞭解我?」
  「這樣的問答又能瞭解什麼呢?」
  「難道你不覺得這樣最有效率?」她大為驚訝,天下居然有我這種笨人。
  我無法回答,效率?難道我們在做生意嗎?這時,街頭有遊行隊伍經過,我看得出是反越戰的活動。我突然靈機一動,她的政治立場應該是自由派,在那時,我只知道美國有個尼克森,那是台灣輿論界最推崇的。如果她喜歡,我便表示反對,反之亦然。以她的個性看來,不大可能妥協,於是我問她:「妳對尼克森的看法怎樣?」
  「尼克森?哼,他是個失敗者!」
  好極了,我極力反擊,我說他是英雄,世界的救星。我們和諧的關係彷彿冰山一樣,瞬間就崩塌了,爭了一會兒,她說:「你送我去前面那間美容院吧,我要去洗頭髮。」
  「好的,我在外面等妳。」
  「不必了,我會找朋友來接。」
  感謝尼克森,否則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脫身。

  到了八月,家裡又來信,說父親垂危,臨終前想見我一面。
  這是團結中國社會的基本力量,父母如果不能在去世前見到他們的兒女,可以稱之為死不瞑目。當然逝者已矣,誰也不知道瞑不瞑目有什麼分別。但是做子女的,長期在「百善孝為先」觀念的灌輸下,總不希望在腦海中存著一副永遠睜著雙眼、憋著最後一口氣,老態龍鐘的親人的模樣。
  在一般人的眼中,我父親待我太過嚴厲,使我喪失了童年快樂的時光。可是沒有人比我更清楚,不幸的遭遇、苦痛的過去,正是我一生中最豐富的資本。在當時我確曾怨天尤人、痛哭流涕,深恨命運對我不公平。到如今,我親眼見到很多在父母呵護下成長的青年,一旦面臨了無情的、競爭慘烈的社會,在沒有心理準備下,弱者被強者殘酷地欺凌,強者與強者則無休無止地做殊死戰鬥,以往賴以依仗的庇護呢?而今又在哪裡?
  歷經了幼年深巨的痛苦磨練,我才成為真正的強者,除了我自己,天下沒有任何人、任何力量可以撼動我分毫。這種堅強的心理建設,不正是父親的恩賜嗎?不正是中國歷代的先賢大德,累積了幾千年的寶貴經驗,賦與傳統文化的精髓嗎?
  從功利主義者的立場來看,我一無所取,沒有金錢、地位、事業,甚至連家庭都沒有。然而,那些並不是我所要追求的,從古到今,人生生死死,又有幾個勇於擺脫世俗的牽絆,稟持著明確的原則,邁向理想的未來?
  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缺點,有時候也會迷失方向。但在黑暗裡,在迷霧中,我總能藉著過去痛苦的經驗,找到一線光明。也能利用千錘百煉的理性,克服自己,繼續前進。
  直到這一刻,我還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麼,唯一所能稟持的原則,就是不斷地觀察、學習。此外,更要摒除私心,順應環境變化,最後希望能找到一種放諸四海皆準、有助於所有人類、徹底解脫痛苦煩惱的方法。
  既然父親要見我最後一面,不管目前情況如何,我都必須回去。
  我向諾曼辭職,他大吃一驚:「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?我可以給你加薪,我們的工廠正在擴充,忙得要命,所以忽略了你的問題。」
  「謝謝你,是因為我父親病重,要見我最後一面。」
  「見你一面?見到你,他的病就會好?」
  「我想不會,他已七十九歲了。」
  「那你回去幹什麼?」
  「這是我的責任,我是他唯一的兒子。」
  「那你要去多久?」
  「很難說,可能回不來了,未知的因素太多了。」
  「我不懂,你自己想想,這樣做太冒險了。」
  「我沒有選擇。」
  「當然有,你不必回去,你看,我們的事業一天天在成長,將來也有你一份。你父親是你父親,你是你,哪裡有只為了回去看看他,而不顧自己前途的事?」
  他不瞭解中國人,就像我不瞭解他一樣。最後,他只好搖著頭,送我兩百元美金作為路費,還加了一個註腳:「就因為這樣,你們中國不可能強大起來。」

  一回到台北,我就趕到醫院。父親已經又瘦又乾,雙目深陷,但卻睜著雙眼,躺在病床上,一動都不動。我走到他面前,說:「爸爸,我回來了。」
  彷彿是從一個遙遠的地方,歷經艱辛的跋涉,他緩緩的把呆滯無神的眼珠移向我這邊,注視了很久很久。突然,最後一點生命的火花燃起了,乾澀的眼眶中泛起了一絲淚痕,臉上的肌肉微微抽動。他顫抖著烏黑的嘴唇,說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,如同夢囈一般。
  「吃過飯沒有?」
  我大聲說:「爸爸,我吃過了。」
  他仍然看著我,蒼老而枯皺的臉上,顯出無比的勞累,卻又平靜而安祥。他可能有很多話要說,也可能本來就沒有什麼可以說的。總之,在這一刻,一切都顯得多餘。漸漸地,他疲倦地闔上了眼睛,從此以後,再也沒有睜開來。
  我們把他接回家中,他如同植物人一般,不吃不喝,全靠點滴維持生命。一個月後,終於與人世永別。
  人生的意義在哪裡呢?他賦與我生命,教育我以文化,最後,他卻成了一具枯骨。我是否也將步著他的後塵,在昏黃的晚景中期待著游子,一代一代地就此傳衍下去?所傳的又是什麼?是生命?是文化?抑或還有其他我尚未瞭解的?
  我們兩代之間曾有一道很深的鴻溝,那是時代在人際關係上所刻下的痕跡,沒有是非對錯,只留下淡淡的惋惜。
  父親沒有留給我一文錢、一片土地,但是那看不到摸不著的影響以及人生的價值觀,卻如同生命的本質一般,與我同存。他並沒有死,「死」只是一個很通俗的概念,代表一種生命力的移轉。當毛蟲結成蛹後,會變化成蝴蝶;當蝴蝶羽化了,又變成一粒粒精巧透明的卵。生命從來不曾「死」過,只是不斷地開展。
  人的生命期比較長,除了生命的更續之外,還有在生命過程中累積的許多認知。這些認知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,也不是書本中可以提煉出來的。唯一的管道,即是每一個人自己親身的體驗。
  「死」只是代表一個過程的終止,人體雖然化為塵埃,人的經歷卻永遠存留。環境永遠在變化,而生命需要生存,生存的經歷便是生命生存最有價值的借鏡。
  人類千萬年來所積累的認知,在一代一代之間不斷地傳衍,匯為長河、巨流。難道這不是一種生命,難道只有與草木同朽的身體才算是生命?
  生命到底是什麼?如果用邏輯來推論,正因為人「有」生命,所以人一定「不是」生命。人只是一種具有生命的機體,機體當然與生命有別。再進一步看,人有生命,人又有認知,是否「生命」與「認知」同是「人」的屬性呢?
  如果是的,那麼在認知的立場,生命的意義就比較容易瞭解了。在大自然的進化中,許多現象基於環境的變化,隨起隨滅,消逝得無影無蹤。唯有能永存在大自然中的現象,可視為「有意義」。而生命需要知識以增進延續生存的機率,所以,生命的意義可以說就是不斷地追求、傳衍所獲得的認知。
  目前,我的認知是:父親的責任告一段落,以後就輪到我了。
  辦完父親的喪事,我才發覺當前的第一個責任,就是維持家計。不管我願不願意,這個責任已自動地落在肩上,再也瀟灑不起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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