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立春
  巴西、謀生、農場、提包

  船到山度士,張老伯來接我,他看來已近七十。我知道他那封聘書只是花錢買來辦手續的,實在不忍心再給他添惹麻煩,便假稱已找到一位同學,有現成的工作在等我。他信以為真,很安心地回去了。
  事實上,我身無長物,只剩下約二十多元的美金。人地生疏,語言不通,表面上很篤定,心中卻亂如苧麻,不知明天會流落到何方。但是,我又怎能麻煩張老伯呢?他看在父親的面上,幫了我一個大忙,這筆人情債已是難以報答的了。
  有一位當地的雜貨販,托船員在香港買了一批土產,照規定貨物必須由旅客報關,否則不能上岸。幸而我沒有行李,那位帶貨的船員便找我幫忙,我一口就答應了。過關後,這位小販非常感激,帶我到聖保羅。第二天又介紹我到「自由大道」一家中國人開的速食餐廳,立即在廚房工作起來。
  自由大道是聖市最熱鬧的中心,大道名符其實,又寬又長,是雙向八線道。道路兩側巨廈林立,盡頭則是巴西銀行,一棟五六十層高的龐然大物。
  這家餐廳的門面很大,一次可坐近百人,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領階級,匆匆吃完就走。我們的生意很好,除了地點適中之外,另一個秘訣就是一鍋「高湯」。因為一般店裡的湯不過是湯,而我們用的是純正雞湯,講究的倒不在雞,而是要用活雞,現殺現煮。
  在中國,殺雞算不上什麼;在巴西,殺雞竟然是件大事。
  我到的第一天,就見到一場前所未見的奇景。廚房裡好像失了火,人人走避,但卻又歡聲不斷,叫囂喝罵,亂成一團。原來剛好是殺雞的時間,一次要殺十幾隻。
  巴西人最恨殺生,雖然領了老闆的重賞,他們仍感到慌慌怕怕。殺時只是舉起大刀,把雞頭一砍,然後人人驚叫逃竄。這時,雞也忘了頭在何處,頸子上鮮血直冒,也亡命飛奔。於是乎,人人叫著逃著,滿地灑著鮮血,有時無頭雞與人不期而遇,人雞齊飛,那個鏡頭才真正精采絕倫。
  我的第一個貢獻,便是教他們殺雞。先把雞頸上的毛拔了幾綹,捏著頭、用小刀割開血管,只待放光了血,死雞乖乖地一動也不動!巴西人見了,莫不心服,到底中國文化深遠悠久,果真是「殺雞不用牛刀」。
  我對巴西的好感,始於這些樂天而懶惰的工人,他們做起事來就像在遊戲一般,口中不時唱著單調的民謠,只要兩腳一落地,總會蹦蹦跳跳的「舞」上幾步「桑巴」。如果有機會偷懶,他們絕對不會稍微客氣,由女人到足球,總要談到有人來催促為止。
  那些工人的流動性很大,天天有新人來,也經常有人工作得好好的,突然又失蹤了。當然也有幾個老老實實的,只是他們做起事來懶懶洋洋,其慢無比。任你催,由你罵,他們始終臉上堆滿了笑容,教人無可奈何。
  最初我很不習慣,後來見多了,到處盡然。那種人沒有心機,沒有奢望,樸實而真誠,遠比以往我所熟知的社會賢達要來得可愛。我在巴西前後住了有八年之久,由北到南,走過不少地方,除了在足球場上外,居然沒見過任何暴力行為。就連兩個人爭吵起來,也只是三言兩語,雙方邊吵邊退,轉過頭去,立刻忘了。(2013年註:此為歷史也。)
  氣候及環境是重要的因素,巴西中、北部是大西洋海洋氣候。全年均溫是攝氏廿四度,陽光普照,物產豐饒,有些地方甚至還只挑晚上下雨。只要人沒有很高的欲望,生活極易維持,樹薯粉可以裹腹,而一件襯衫,可以穿到破爛為止。
  巴西立國四百年來,沒有經過戰爭,也沒有巨大的天災。當地的農產以咖啡為主,經濟價值高,耕植容易,產量為世界之冠。此外礦產也極豐富,像煤、鐵、鈾以及寶石都可以露天開採。全國人口不及一億,領土卻居世界第四位,可耕地佔領土百分之七十,而到目前為止,使用率尚不到百分之五。
  巴西的人種相當混雜,除了土著外,早年冒險的葡萄牙航海家,又引進了大批的非洲奴隸。後來由於咖啡作業方式改變,小農經濟興起,奴隸制度在兩百年前已經破產。因之人種開始混雜,在同一家庭中,由於遺傳基因的隱、顯特質,常常黑、白膚色隔代出現,再不然便是中和成咖啡色。除了新近的移民外,在巴西可以說絕對沒有人種的歧視。
  我到巴西時,其民選的總統姜古拉先生,憧憬社會主義。他眼見工業時代到來後,社會上貧富趨向兩極化,因此倡導土地及重工業國有,並實施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革。他的立意至善,只可惜忽視了巴西人民怠惰的天性,加以工業和經濟大權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,以致工商界全力抵制,政令出不了總統府大門。
  一九六四年四月,姜古拉無計可施,竟自行發動兵變,由屯守里約的第一兵團,調動北部的一部分軍隊,打算擊破南方的保守勢力。結果大軍在「礦產州」與南軍對壘時,雙方前哨卻把手言歡,一彈未發。姜古拉以為大勢已去,即時乘飛機逃走,結束了一場少見的政治鬧劇。後來保守軍人廢除民主,執政十多年,並稱此次件為「四月革命」。
  這件事對我而言,簡直是不可思議。當語言能力純熟後,我常向巴西人請教那段史實,但幾乎沒有幾個人搞得清楚。
  待我問多了,他們會聳聳肩,雙手一攤,說:「姜古拉?你知道他有幾個女人嗎?」
  據說巴西女多男少,物以稀為貴,所以身為男人就是最大的財富。有些女人為了爭取畢生的幸福,常不惜出外賺錢,以便把男人養在家中,這一來更助長了男人的驕氣。雖然巴西以天主教為國教,禁止離婚,但男人常常走私,甚或另建高閣,把女人視為蔽履,丟棄不顧,故而棄婦怨女處處皆是。
  很可能是因為我只見到巴西社會的低階層,然而我知道,在中國由於傳統上重視人際之互助,社會地位越低者,家庭之間的向心力也越大。任何一位正常的男子,如果靠女人工作來供養,則他在親友鄰里間,總是會被人恥笑,永遠抬不起頭來。

  廚房裡人人都是我的語文教師,在他們毫不厭倦的指導與實習下,沒有多久,我說的巴西話除了字彙不足、幾乎可以亂真了。
  和巴西人一樣,我最喜歡看的運動是英式足球,那是種全方位的運動,要技巧、默契、策略、體力,還要有一點不可或缺的運氣。
  足球場面積廣大,氣派恢宏,當萬千球迷由四面八方蜂擁而至時,大地上立刻出現一片旗海。同隊的球迷聚集在一起,齊聲唱著他們球會的會歌,興高采烈地擊鼓奏樂。似乎是在向對手宣示:
  「我們是最強的球隊,敵人們,給你們一個機會,趕快聞聲而逃吧!」
  誰都不會逃,誰都不甘示弱,而每場比賽總難免有輸有贏。這些極端的情緒可以在旗幟滿天飛舞,或是倒拖在地、無人理睬上看出端倪。球迷們心情的起伏跌宕,才是足球最令人迷戀的地方:每一次在自己喜歡的球隊出賽之前,球迷都充滿了希望;姑不論此次結果如何,下一次還有下一次,希望還會到來。
  有一個盛傳的故事,足証巴西人對足球瘋狂的程度。在聖保羅市有個資格最老的球會「歌里加」 (Corlithes),其球迷都自稱為歌里加人。聖保羅球會甚多,第一級的不下十餘個,而球迷中平均每三個就有一個是歌里加人。由於球迷多,經費充足,所以擁有巴西有名的球星多人。但不幸自五十年代以來,在幾個重要的競賽中,一直與冠軍無緣。
  如果說實力,沒有問題,再比士氣,人人信誓旦旦,不勝不休。但是運氣欠佳,每次都輸得令人扼腕,包括球迷在內,咸認為非戰之罪,不願責怪。但是二十多年來年年如此,就不免令人掃興,大批球迷漸漸疏遠足球。媒體、專家一致宣稱,如果任由歌里加隊繼續輸下去,巴西足球將會沒落,國家的經濟也必將崩潰。
  有一次,聖保羅隊一位頗負盛名的教練,公開宣稱他自己的罪行。指稱在一九五零年時,因為負氣而向巫神「馬貢巴」詛咒歌里加隊,使之三十年內得不到任何冠軍。此語一出,全國騷然,聖保羅隊因此解除了該教練的職務。
  為了體驗個中滋味,我也開始自稱為歌里加人,巴西朋友一致為我擔心,說我會因此而喪失人生的樂趣。豈料這一次的經歷,我徹底認清了「興趣」是怎樣運作的,也看到了人心奧秘的禁區。人的七情六欲無不因自我的利害而生,只緣我自投羅網,足球便與我扯上關係了。
  對任何一種事務首先要瞭解其遊戲規則,否則就看不懂,不會有興趣。其次要有懸疑,沒有懸疑就不會去猜想,不猜想,其結果便與己無關。再其次要抱著希望,希望是一種很奇妙的心理過程,如果明確地知道了一定的後果,這種心態就不能稱做希望,而只是等待結果的發生。只有在不知道結果的情況下,一面等待有利於自己猜想的,一面又懼怕有不利的結果產生,當人心在這兩個極端矛盾的變化中翻來覆去時,便產生了「有興之趣」。
  生意人非常瞭解此中奧妙,刻意製造一些英雄人物,設計一些引人入勝的話題,再不然便利用誘人的廣告,先讓人知道,再使人有興趣。人們在茶餘飯後談談說說,事情成了自己經驗的一部分。等到人們有了興趣,捲入了這個原來與己無關的新事物後,緊接著便是那種驚險刺激的懸疑。因為在一般情況下,比賽總是有勝有負,各隊風水輪流轉,不論喜歡的是哪一隊,總少不了期待、焦慮,然後再享受那遲來的狂歡極樂。
  歌里加人的悲劇,就在於二十多年的等待中,所有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。有人失望得背棄了她,有人則抱著孤臣孽子的心情,繼續期盼。明知生命中奇蹟很難發生,但是以該球隊的實力以及常態的機率來看,希望又明明就在當前。
  我的個性以及遭遇,與歌里加人頗有些相似之處,我對社會國家的期望,也與之不相上下。中國人彷彿也是個被詛咒的民族,幾百年來的屈辱,難道沒有洗刷的一天嗎?可是眼前所見,國人自暴自棄,上下樑無一不歪。有些人失望了,動輒以中國人為恥,不是逃之夭夭,便是否認列宗列祖。我不甘心,只好做個孤臣孽子,連看足球都不例外。
  直到我離開巴西,果真歌里加隊沒有得到一次冠軍,亞軍倒拿了好幾個。越輸我越關心,越關心,我越是同情她。連我都如此,何況那些真正的歌里加人?
  巴西人也有他們的歇後語,如:
  「到中國去」表示無此可能,因為過去交通不發達,而中國遠在地球的另一端。
  再如說一個人懷才不遇,則為:
  「那個歌里加人」!
  不過,我第一次在巴西看足球時,還不知道有這些故事。我所知道的是巴西有個世界性的球王,名叫比利。這就夠了,一聽到足球,我就想到比利,很想見識一下這個世界級偉大人物的傳奇功夫。
  就在我於餐館中工作了一個星期、剛學會幾句巴西話,能與巴西人作簡單的溝通後。有一天,廚房工人告訴我,比利這星期天要到聖保羅來賽球。
  我當然想去看,可是不知道怎樣去法,有人為我寫了一張字條,大意是說:「我是中國人,不懂巴西話,想去『巴甘步』看球賽,請仁人君子指導」。
  聖市有好幾個球場,巴甘步在市區中,面積較小,可容納七萬名觀眾。另一個較大的莫隆比位於市郊,全場可坐十幾萬人。然而世界最大的足球場馬納甘拿,竟可容納二十萬人,是巴西另一大城里約熱內盧的註冊商標。
  星期天一早,我毫不猶豫地拿著字條上了路。一路上,每一個巴西人看了都很熱心,東指西說的,而我則在聖保羅市區走來走去,老在幾條路之間打轉。
  正當我打算放棄時,卻遇到一個有點娘娘腔,長相很秀氣的男人。他指點了半天,發覺無效,便把我的手一拉,帶我到一個公車站前。他一指牌子上的站名,我一看,果然有「巴甘步」這個地名。我向他道了謝,開始找地方買票,卻又遍尋不著。
  他一直在旁邊觀察,瞭解了我的窘況後,便向我搖搖手,走到我的身邊。我猜大概是要上車才買票,便開始注意車子的標誌。天下所有的公車都有個通病,認為乘客一看到標誌,就應該知道去哪裡,經過哪些地方。
  正因如此,我最怕等公車。記得在日本時,旅行社叫我去一個「佐佐木」的地方。搭車處找到了,不幸我等了大半天,公車來往如梭、都標有終點站名,就是沒見著「佐佐木」。後來才知道,日本車牌橫寫是由右到左,與我們的習慣正好相反。更糟的是,第二個「佐」字,用的是「與前字相同」的符號,所以只有「木木佐」。
  這個人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已,卻又不知如何報答才是。不久來了一輛車,他帶我上去,替我付了錢,同時對我打手勢,意思是會告訴我何處下車。我更覺得不好意思,只恨自己巴西話太差,開不了口。
  車到一處,他又拉我下去,但見滿坑滿谷盡是去看球的群眾。我既然知道地方了,遂向他一再稱謝,他則嘰嘰聒聒,好像也要看球。我這才安心,忙搶在前面,替他買了票,一同進得場來。這時才知道什麼叫做大球場,只見處處人頭鑽動,黑壓壓一片。
  球賽開始前,先出來三個身穿黑色短裝的球証,這時全場騷動,齊口同聲地喊著:
  「維亞多!維亞多!維亞多!」
  我心想連球証都如此有名,居然人人認識,球賽之精采可見一斑。
  球賽終於開始了,比利代表山度士隊,身著白衣,背號是著名的十號。他果然不凡,球在腳下如同黏在鞋上一般。可是對手也不弱,經常有兩個人,甚至三個人纏著他不放。我們這邊都是山度士的球迷,大家看到比利受迫,無不大聲咆哮。當然,少不了我這個一直開不了口,一肚子悶氣的小伙子。
  上半場零比零,雙方未開記錄,中場我買了冰棒請這位朋友,也好秀一下自己剛學會的、拿手的幾句話:
  「這個很好,我喜歡這個。」「喜歡」、「謝謝」這幾句我說得很流利,尤其是「喜歡」這個字,在巴西相當於「愛」,得先學會好追女孩子。
  下半場又開始了,不久,比利在禁區得球,轉身騙過了兩個後衛,正打算射門。但見後面飛來一腳,正踢到比利的踝部,他一個踉蹌,立即翻身倒地。
  「啊!」全場同聲一嘆,人人都站起來,以便看得更清楚。
  只見球証眼明哨快,「嗶」的一聲手指禁區,極刑!
  如同指揮樂隊一樣,全場立刻響起歡聲。
  太精采了,這個「維亞多」球証太偉大了,我興奮之餘,拼命擠出一句話來:「我喜歡『維亞多』!我喜歡『維亞多』!」
  結果,由於一個我無從理解的原因,這場球我沒有看完。原因是:那位娘娘腔的朋友一聽到這句話,立刻興奮地緊抱著我,令我喘不過氣來,以致不得不逃之夭夭。
  待回到店裡,把這段奇遇告訴那些工人時,全場都笑得東倒西歪。後來我才明白「維亞多」不是球証的名字,而是一句最不雅的話,也就是北方人所說的「兔子」,一般稱為「同性戀」。
  店東是個華僑,他看我工作認真,語言也能應付,便調我到餐廳去管收銀機。這種工作非常容易,但卻須要謹慎心細,正是我的罩門。我大開大闔慣了,一個月下來,每天的帳目從未正確過。而且越是小心,越是出錯,微薄的薪金,賠的幾乎比賺的多。
  最初我還不服氣,一再提醒自己,要集中全部精神,仔細的按鍵,小心地核對。可是到結帳時,總是有些出入。為什麼呢?是不是收銀機壞了?餐廳裡還有一台,由另外一個人負責,他從來沒錯過,我與他交換著用,情況依然。
  經過一再地檢討、研究,我終於發現是自己不適合這種工作。我太好勝,一上來就想做得比別人更好。而這種例行工作,除了正確之外,根本無所謂好不好。
  因此,我便想以快取勝,帳單一到手,立刻結清,避免侍者在一旁等候。後來出了錯,心情難免緊張,一緊張,便亂了手腳。我操作手法本來就不夠熟練,當專心注意數字,手指便老是按錯鍵,若注意到手指,又忽略了數字。最糟糕的是我的腦筋太活,老是東想西想,加上正在學習語言,這裡隨時隨地都是難得的良機。
  若人計帳時一心數用,怎能不錯?
  不久那位大學的同學「老師」找到了我,說他會種洋菇。我便介紹餐館的老板給他,他們談好投資合作,並叫我去農場幫忙。不料「老師」只是在課堂上學過,毫無實際經驗。一季下來,白洋菇種成花洋菇,雜菌長的遠比菇體多,因而雙雙失業。
  以後的幾個月,我做過多種不同的工作:在地下肥皂廠熬牛油、修車廠換機油兼打雜、建築公司做搬運工,後來又在一個私人的測繪所畫地圖等。但其間總會有些因素,不是身體吃不消,便是待遇太差,讓我做不下去,工作時間沒有一次超過一個月。
  常有朋友勸我去「當兵」或是「提包」,所謂「當兵」,有個非常離奇的故事。原來一位來自台灣的青年「阿根」,結識了本地一位日本大亨的獨生女,幾經波折,兩人結了婚。婚後那位大亨突然暴斃,他們便繼承了全部的財產。
  大亨在日本原有妻室,且有一子,其子特別來巴西準備爭奪遺產。但是根據巴西的法令,不承認該大亨在日本的婚姻,大亨的兒子不肯善罷,多次謀刺「阿根」不成。阿根便遷居到內陸一個農場中,同時重金聘請保鏢護衛。
  雙方僵持了年餘,阿根堅壁清野,蟄伏不出。那個日本人常僱小飛機到農場投彈,巴西人因為怕死,再也不肯當衛士。一些失業的中國人知道了,口口相傳,對這種浴血衛士趨之若鶩。大家散居在農場外圍,每天無事可做,便以打靶為樂,美其名為「當兵」。
  至於「提包」則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唯一的出路,因巴西人結婚時,女方應準備臥室的各種用具。在初,葡萄牙式的織錦床罩、檯布等都是傳統的嫁奩。自從中國的手繡品傳入後,由於花色繁多,精美無匹,一時蔚為風尚,人人爭購,供不應求。
  中國檯布來自大陸,經香港轉手,最初多委托私人攜入,以便逃稅。在五十年代因供不應求,售價約為原價的一百倍,國人以此致富者比比皆是。到了六十年代,一來因為從事此業的人日益增多,相互競爭之下,利潤降至不足五倍。再加上不肖稅務人員的介入,層層剝削不說,一個應付不當就有牢獄之災。
  於是原來發了財的人紛紛轉業,有的搖身一變,成為工商界的鉅子,有的則升格為檯布批發商。而新來的國人則繼續提起「包」來,沿門販賣,每月淨利再少也有五千美金左右,比做任何其他工作賺的錢都多。
  當兵固非我願,提包也難動我心。不為別的,我總覺得冥冥中有什麼支配著,身不由己。我不知道該做什麼,也無從想像。只感覺到不論在哪裡,所見到的人、事,都是平平庸庸的。人沒有判斷力,沒有眼光,不過人云亦云。事沒有價值、意義,說穿了,除了名利財色之外,空無所有。
  我不願與他們相比,也不把他們的得失放在心上。因此我行我素,在一個又一個微不足道的工作中,不斷嘗試著。
  聖保羅中國社區有個天主教會,一位姓何的神父負責「青年會」的事務。我在那裡組織了一個球隊、一個樂隊,和何神父相處得很好。他常勸我好好找個固定工作,安定下來,娶妻生子。
  有一次他又喋喋不休地勸我,我忍不住打趣道:「如果娶妻生子有那麼好,為什麼你自己不以身作則呢?」
  「胡說胡說!我已經獻身給主了,娶妻生子不是我們的事。」
  「我很可能有一天也學你的榜樣,做神父。」
  「還在胡說!你連主都不信,怎麼做神父?」
  「說服我呀!只要你能讓我相信,我就信。」
  「對主的信仰全靠你自己,不是要別人來說服的。」
  「你不肯說服我,而我又不信,看來我永遠做不成神父了。」
  「你這孩子!成天不說正經話,已經都要三十了,你再混下去怎麼辦?」
  「只好當神父囉!」我始終對他嬉皮笑臉。
  「唉!我本來是想給你介紹一份固定工作的,看你這樣子,教我怎能放心?」
  「什麼固定工作?」我聽了,精神一振,也該嘗試一種新的工作方式了。
  「有人委托我找一個能長期工作的人,看你的樣子,多半做不久。」
  「我是迷途的羔羊,你是牧羊人,總可以讓我試試吧!」
  「讓你試試?如果你做了兩個月又跑了,教我怎麼交待?」
  「好吧,我去討個老婆,把我拴將起來,可是您得先給我介紹老婆呀!」
  「儘是胡說,到底你要不要這個工作?」
  那是一間聚乙烯製袋工廠,老闆姓劉,早年靠提包發了財,便開了這家工廠。他用過好幾位由台灣來的年輕人,但做不了多久,不是去賣檯布,便是被別的工廠挖走了。所以他特別對何神父聲明,要能長期工作下去的才行。
  劉老闆一見我,劈口就問:「你為什麼不去提包?我這裡的薪水可沒有那麼多。」
  「我對賺錢興趣不大,只希望有個穩定的工作。」至少目前是事實。
  「真的?不過,有誰不想賺錢?想賺錢也不是壞事。你放心,只要你好好工作,我絕不會虧待你的。」
  我負責管工人,因為聚乙烯要熔成液體才能吹袋,吹袋時不能停爐,所以每天分三班,二十四小時連續作業。全部工人有六十多個,平均每月製袋三百萬個,當時在巴西,其生產量在同業中居前五名。
  我先觀察了一遍,發現工人工作情緒不高,先跟他們攀上交情,一一詢問。原來巴西人每隔三兩個小時,一定要喝杯咖啡,否則就精神不濟。廠中不但不提供,也不許休息,並嚴禁工人到咖啡店去。所以人人無精打采,只是矇混敷衍,以致工作績效低落。
  我向劉老闆反應,他則怪我多事,堅持不允。我便自己掏腰包買來咖啡豆,日夜三班親自燒給工人喝。果然,工人精神大振,情況大不相同。
  其次我發現工廠的生產線配置不當,工人很多時間浪費在搬運塑膠袋上,其中約有十分之一的袋子都因搬運而受到損壞。此外,廠裡所用的切袋機都很陳舊,照理切袋工人在切割不同尺寸的袋子時,必須換用不同直徑的轉輪,但誰也不願費心去換。結果是袋子短時,轉速太慢;袋子太長時,落點又不準。
  我又向劉老闆建議,設計獎金制度,改變生產流程,並規定袋長及轉輪的應用尺寸。劉老闆責備我冒充內行,我則堅持立場,兩人爭執了很久,最後他終於同意試行一週。而一週的試驗成績,証明了我的看法正確,劉老闆這才讓我放手改革。
  我這樣日夜不休地工作了三個月,在一個工人未增、一台機器未加的情況下,產量竟由原來每月三百萬個袋子增加到六百多萬個,足足多了一倍有餘。
  有了這種成績,我並不認為有什麼了不起,只覺得沒有辜負何神父所托。特別找了一天,向劉老闆告假。劉老闆似乎不知道我已連續三個月沒有休息,居然問我:
  「今天大家都上班,你怎麼可以離開?」
  「我來了三個月,還沒有休息過一天!」
  「我知道,我知道,以後我會補你的,目前工作很重要,你不能離開。」
  「現在制度都定好了,工人也很自愛,我晚上回來檢查就行,我實在很累了,不休息無法繼續工作。」我很不滿意他的態度,說起話來也不留餘地。
  「那…你要去哪裡呢?」他知道攔不住我,神情有點緊張。
  我本來想告訴他要去看何神父,但心中覺得這樣顯得自己太愛表功,便說:「想去看場電影。」
  「啊!你早說不就好了?沒問題,算我請客,你去看吧,早去早回。」
  我根本沒打算看電影,到了教會,找到何神父。正想表示自己不負所托,在工廠中已經做滿了三個月。不料何神父一見是我,就滿面秋霜,毫不客氣的指責:「小朱,你怎麼可以這樣?我原來以為你是個有志氣的青年,所以才介紹你去。像這樣不負責任,以後還有誰能相信你?」
  如同晴天霹靂,我呆住了,難道我做錯了什麼事?想來想去,只有今天我要求休息一天,在態度上可能得罪了劉老闆,但是這又有多嚴重?我忙解釋說:「何神父,我已經日夜不停連續工作了三個多月。今天是三個月來第一次休息,難道這還叫不負責任嗎?」
  「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!我也不管你在做什麼!我只告訴你!你這樣下去,從今以後,在社會上會人格掃地!」
  他的態度彷彿怪我工作不力,好吃懶做一般,可是怎麼會呢?我辛辛苦苦地把工廠的產量增加了一倍,即使何神父不知道,也不應該有這種看法呀!
  「何神父,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,不知道你聽誰說…」
  「沒有什麼誤會!你不必解釋!是劉老闆親自告訴我的!」
  天呀!不知前生犯了什麼罪孽,我這輩子不論做什麼,總會招來無妄之災!心中頓時狂潮翻湧,胃壁上感到一陣陣的抽痛。好在我有了過去的經驗,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氣,慢慢地說明,是非真相自有分曉。
  於是,我先向何神父道了歉,請他細聽我這三個月的工作經過。他先還不信,我一再解說,漸漸地,他臉上恢復了和悅的神色。等我說完,他說:「真是難以相信,劉老闆為什麼要那樣對我說呢?」
  我拿起電話,接通工廠,請劉老闆講話。何神父還想阻止,我卻不管。等到劉老闆的聲音傳過來,我立刻把電話筒交給何神父,他只好接過來,說:「劉老闆,我是何神父,朱邦復在我這裡…」
  這話一出,何神父再也開不了口了,劉老闆不住地在電話中解釋。說了半天,好不容易才輪到何神父說了一句:「可是,你怎能用這種手段呢…」又聽了半天,何神父氣為之結:「這是什麼話?這是什麼話?說不通,說不通,你這樣怎麼對主交待?」
  我無心再聽下去,四肢好像有點發冷,胃中更是痙攣欲嘔,身上冒著虛汗。我倒在沙發上,再也站不起來了。
  最後何神父掛了電話,把頭搖個不停,說:「真是太不像話,太不像話!這種事我從來沒見過!劉老闆說會給你加薪水,希望你永遠跟他做下去。他是為了保護你,怕你被別人挖走,所以到處說你壞話。簡直…簡直是胡鬧嘛…」他正說著,突然看到我的模樣,嚇了一跳,連忙問:「你怎麼了?怎麼了?」
  「我胃裡很難過…」
  「啊,那不打緊,大概是生氣的關係,你要原諒他。真的,以你的工作能力,如果到別家工廠去,劉老闆的事業就完了,他也是不得已。」
  「何神父,請您不要勸我。這種情況下,就是給我金山銀山,我也做不下去了。」我有氣無力地說。
  「是的,我不勸你,可是年輕人能忍耐就要忍耐。」
  我回到工廠,劉老闆滿面堆歡的等著我。一再地向我解釋這個社會很險惡,他必須用這種方法來保護我,以免被壞人利用。我沒有精神多說,只表示絕不到任何同類工廠去做,同時等工作上了軌道,我立刻辭職。
  由於工作過度勞累,再加上情緒的極度激動,我得了胃出血。連續幾天大便全是黑色,身體更是虛弱不堪,原來的那股幹勁完全消失了。
  離職後,我又做過大樓的守夜員、幫飯店送外賣、到一家中國人開的無照工廠製造肥皂粉、還有各種各樣的小工,都不超過半個月。
  比較長的,則是在街頭幫人照相。白天照,晚上則把我那個單眼相機反過來,當做放大鏡,自行沖洗。巴西人實在可憐,很多人終其生沒有照過一張相。所以我的生意不惡,可惜主顧太窮,賣不出好價錢,只維持了兩個多月。最後還把那部寶貝照相機當作抵押品,暫充積欠已久的照相材料帳款。
  另外一次,是一家有名的中國餐館的高老闆,因為打官司餐館不能營業,便開起了地下賭場。我去權充大廚,邊做跑堂,又兼保鏢。去時說明,這種工作沒有薪水,收入全靠小費。中國人很不可思議,每場輸贏上萬,小費卻小得看不見。一天下來,我不過分到一兩元美金。
  這次所看到的又是一個新世界,眼見那些沒落王孫失群鳥,全神灌注地浮沉在幾個數字的變化當中。我完全無法瞭解這樣做意義在哪裏?為了錢?顯然不是,常有贏家大請其客(他們的小費給得少,並不是捨不得錢,而是認為這樣會「漏財」。)
  唯一的可能是為了得勝,這些人即使有錢,也不是經常有機會享受到勝利的果實。在賭局中,輸的機會再多,也總有可能得勝,那種滋味只有勝者知道。於是人的七情六慾,在一次一次的謎底揭曉間,千迴百轉,翻擾奔騰。
  人生最難逃的災關,不外酒色財氣。在這裏除了正氣之外,各種腐敗貪婪之氣充斥,真假好壞不分,天理王法無存。人人禪功薈萃,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剎,只求成佛!一旦「命運」揭曉,人的靈魂凝聚空中,高潮低谷,勝敗立分!
  每天大約總有四至八桌常客,有的賭天九,有的玩麻將,賭得最多的還是撲克。由於中國人只相信美金,這裡每天美金的進出,不下數萬元。
  我所知道輸贏最大的一次有九十多萬美金,輸的是一位聖保羅的僑領名人。當時已近天亮,他拿不出錢來,立刻被債權人團團圍住,逼著他打電話給家人,限在一個小時內將錢送到。那時僑領的威風不再,他下跪求饒,卑微得有如狂風中飄舞的飛絮。
  其實這些人都是老朋友,平常稱兄道弟的。有時帶了女人來,還相互交換,一副和睦親近的模樣。這次大概是數目太大了,超過了友情的極限,連父子都可能反目。
  我不想知道結果如何,也不願再工作下去。人性我看到了,更看到造物者的殘忍。生活本來不是問題,像這樣待下去,說不定有那麼一天,門外出現幾輛黑色大車,突然間手槍機槍紛紛出籠,剎時子彈血肉橫飛。送命事小,如果報上再登上一則「賭場保鏢朱某某」,風聲傳回國內,只怕父親立刻跨上飛機,親自來巴西清理門戶!
  幾個月下來,工作不順,生活又不正常。胃病日漸嚴重,不論吃飽與否,常時疼痛,有時會痛得坐立不安。再加上居無定所,天天搬來搬去,連僅有的兩件行李都成了累贅。兩個行李箱中,一個裝的是換洗的衣物,一個則是小喇叭提箱,都是從台灣帶來的。
  說起那隻小喇叭,也有段巧得不能再巧的奇遇。記得那是在台大視聽中心工作時,我很想買一部攝影機,但因囊中羞澀,就去中華路看看有沒有舊貨。經過一家樂器行,突然間又有新的欲望產生了。我一直幻想有隻小喇叭,像黑管一般輕巧,再若能便宜得符合我口袋中的鈔票,為什麼不買?
  老闆見我留連不去,便問我要買什麼?
  「有沒有便宜一點的小喇叭?」
  「我這裡賣的都很便宜,你真的要買,我還可以打折。」
  「有沒有舊的呢?」
  「舊的?舊的不見得便宜啊!有興趣請進來看。」
  他帶我爬上夾樓,此樓上下高不過三尺,卻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樂器。
  我一眼就看到一個體形嬌小的喇叭盒子,心中猛然蹦動,立刻問:「那是什麼?」
  店主拿了過來,撣去上面的灰塵,想了想,說:「這是好幾年前,美軍顧問團樂隊裡的一位樂師抵押的一隻喇叭。你要的話,我可以算得很便宜,但是能不能用卻不敢擔保。」
  結果我以一千元成交,大約是當時月薪的一半。怎麼都想不到居然美夢成真,一直讓我心跳了好多天。最令我滿意的是這支喇叭比一般的約輕三分之一,結構樸實簡單,吹起來輕鬆流暢,音色也瞭亮清脆。以我的標準來看,簡直是完美無缺。
  這次,我幾乎到了窮途末路,一看那喇叭箱子,突發奇想,為什麼不試試看,說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謀生哩!我走訪了不少夜總會、俱樂部,才發現每個樂隊都有自己的班底,掛單的樂師根本沒有生路。所幸有一位白俄人,他曾在瀋陽待過,會說幾句中國話,見到我如同見到鄉親。他給我介紹了一個水準很差的舞廳,由於待遇差,經常缺人。
  在巴西所謂的舞廳,實際上就是妓院,跳舞並不重要,音樂更可有可無。男男女女只是藉著緩慢的節奏,以便讓身體相接觸,從而培養情緒,以達到進一步的目的。
  我不會巴西人迷戀的森巴,但藍調在這裡最管用,也最適合小喇叭。
  大概吹了一個多月,我的成績不錯,在那種場合下,居然還有人「點唱」。有點唱便有外快,生活也改善了些。我夢想有天會有樂探出現,說不定能和「格蘭米勒」一樣,將來擁有自己的樂隊,創造自己的音樂。
  誰知好景不常,有天舞廳毫無預警突然關門了,什麼原因我不知道。好在手頭有了些錢,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。只是,我決定放棄吹喇叭的工作,因為吹喇叭很費勁,我已經連續幾天大便出血,身體極度虛弱。
  有一個從大陸來的老華僑,說神曾與之通靈,發願要做牧師。為了召集信眾,他熱心公益,幫人抒困解紛,在僑社小有名氣。有個同學將我介紹給他,請他幫我找個工作。
  流浪久了,我確實希望安定一下,再說,好漢也怕來磨,胃病無時不在。胡混了這麼多日子,原本是為了體驗人生,人生是已經體驗了不少,但健康卻賠了進去。現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時間,好一面休養身體,一面把所經歷的整理一下,說不定能寫本「僑鄉血淚」。
  由於有了牧師可資依賴,我只須上「教堂」報到,不必自己再去東闖西找。我想到幫助我來巴西的張老伯,便抽空拜訪他,聽他發洩一下滿肚子的牢騷。
  張老伯每次談的都是政治,他雖然在異國做了寓公,生活安定,卻始終心懷故土。他胸中塊壘甚深,有時談到激動處,當著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淚縱橫。張老伯的不幸,應溯及張少帥的西安事變,可是他閉口不提此事。但是,不論談什麼,張老伯經常話鋒一轉,把陳誠解散東北八十萬大軍的事,罵得狗血淋頭。
  我不否認受過陳誠的好處,但我也瞭解很多內情。陳誠是國民政府中極少數值得敬重的軍事及政治家之一,只因「愚忠」於先總統蔣中正,反倒淪為「祭旗」。最初,我只是靜聽張老伯的怨懟,次數多了以後,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。以免一個餘日不多的長者,永遠生活在錯覺中。
  「張伯伯,請問您,在老先生的領導下,國家的決策該誰負責?」
  「這個你都不知道?當然是老先生。」在習慣上,他稱先總統為老先生。
  「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,您想會有什麼下場?」
  張老伯笑了,似乎覺得我這個年輕人未經世事,連這麼簡單的事都不懂:「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,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『永不錄用』?老先生的確是個領導人才,雖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,但他很有遠見。」
  「假如是一個集團軍的異動,誰能出主張呢?」
  「一個集團軍?連一個軍的異動,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。」
  「一個集團軍不過十萬個人吧?」
  「要看編制而定,有些雜牌軍可憐得連軍餉都沒有,那能養得起幾萬人?」
  「那麼東北八十萬大軍可比得上好幾個集團軍囉!」
  「唉,你是不知道,我們東北軍是從日本的關東軍接收過來的。不論裝備、訓練或士氣,都比老先生的部隊強得多。如果不解散,林彪怎麼可能拿下東北?又怎麼會有徐蚌會戰?又怎麼可能平白的把大陸丟掉!所以我說陳誠該殺!」每次一說到這裡,張老伯就氣憤填膺,怒髮沖冠。
  「老伯,您有沒有想過,陳誠並沒有這樣大的權力呀!」
  「你是小孩子,哪裡曉得?是陳誠建議的,也是他執行的,連他自己都不否認。」
  「像這樣重大的決策,別人的建議老先生會接受嗎?再說這樣嚴重的後果,老先生會輕易放過始作俑者嗎?老伯,您對民國的歷史熟得很,有這種可能性嗎?為什麼老先生不但不處置,還把台灣的軍政大權交給陳誠?這其中難道沒有玄機嗎?」
  「這就是我不能原諒老先生的地方,所以我才逃到巴西來。」
  「您有沒有想到過,還有另外一種可能,如果陳誠盡忠職守,肯為老先生揹黑鍋,會是什麼情況呢?」
  張老伯聽了,楞了一會兒,站了起來,氣憤地說:「我知道你爸爸是陳誠的同黨,我好心幫你的忙,你怎麼可以對我說這些話!」
  我又上了一課,千萬不要讓別人看到他所不願見的真相,尤其是對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。從此我不敢再去他家,因為我拆穿了他心裏的屏障。他當然清楚事件的前因後果,可是老一輩的人極重視忠君報國的原則,他無法責備他心目中的國君,潛意識中便將國恨家仇轉移到一個代罪羔羊身上。

  不久,那位牧師果然給我找了個工作,是他教會中的一位信徒所提供的。這教徒姓方,上海人,他在家中開了一所工廠,專門生產嬰兒用的娃娃車。
  去前大家說好,目前我們只是互相幫忙,沒有薪水,只發零用錢。如果做得好,他打算正式開辦工廠,那時我才能算正式的員工。這些都不重要,我之願意接受這份工作,只是表示感激牧師的好意。再說,有人在家中開工廠,我也覺得新奇,經歷一下有何不妥?
  他家在郊區,是幢別墅,房子很漂亮,地方很大。院子裡堆滿了各種原料,卻只有一個年輕的日本人慢慢地工作,每天約能出貨一台。方先生負責銷售,生意愈做愈好,只因急著催貨,而貨源不足,所以要我來幫忙。
  那種工作實在簡單得使不上力氣,不過是把兩根空心鐵條壓彎,再裝上已經縫妥的布底及一些裝飾,大功告成。我一上手,幾天下來,就把積存的物料用得精光。方先生高興得大量接訂單,大量進貨,樂不可支。我們也興高采烈,反正只要他能接,我們就能即時交貨。
  最初,方先生大為感動,把我當做家中的一員,相處極為融洽。我滿以為這次可遇到了知音,理應肝腦塗地以報,於是又替他出些點子,告訴他應該如何改進。不料,他不但不提受,態度一天一天冷淡,我知道又是熱心過度出了紕漏。
  直到有一天,方太太出面告訴我,說原來供不應求的市場,如今竟告飽和。他們「痛苦地」決定,只維持過去的狀況,不得不請我走路。
  事後牧師卻告訴我,說方先生千交待、萬囑咐,要我看在過去相處的份上,不要再從事同樣的工作,以免與他發生利害衝突。
  人心人性,自古皆然,為了生存,能力不足者,最怕別人比他更強。誰又知道別人的心事呢?誰又相信會有人寧願不顧自己的利益,而為別人著想呢?錯不在方先生,是我太天真,太愛求好,分明有聚乙烯吹袋的前車,可是我能不努力工作嗎?分明看到了缺點,能不改進嗎?
  這時,「老師」也失業了,還有一位剛認識的朋友小龍,三個人碰到一起。小龍畢業於屏東農專,大家一商量,既然都學農,為什麼不乾脆從事本行?於是,湊了一百多塊美金,同到「保祿」附近的一個小鎮,去買農場,準備種桑養蠶。其實,錢大半是小龍出的,我不過是湊湊尾數而已。
  保祿位於聖保羅的西北方,坐火車要五六個鐘頭,是日本人移民的大本營。我們要去的小鎮極為偏僻落後,離保祿還有兩站。那兒有幾個中國人,來此種桑養蠶竟然大為成功,一舉帶動了地方的經濟,也提升了知名度。我們在掮客的慫恿下,地都沒看,便買了個三畝大的農場。
  我們買的「農場」,上面全是雜樹,雖不大,整理起來卻極為費事。盤算下來,買地簡單,而種地所需要的資金恐怕要超過地值十倍。這時三個人都已身無分文,以後呢?難道可以吃泥土度日?
  於是我們又趕回聖保羅,各自想法借一點錢來。談到借錢,正是我的致命傷,我一向單打獨鬥,這時能向誰借錢去?不要說試,連想到都心煩,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。
  到了晚上,我沒有錢住旅館,連最便宜的,一天只要一美金的大統艙都住不起。只好到公園裡,找了一些報紙,裹著身體,與一些流浪漢擠在一個牆角上,倒也挺溫暖。
  其實我露宿穹天之下,這也不是第一遭了,不值得大書特書。在台灣時,有一次為了一件事去屏東師範找一位女孩「丁丁」。去時,替老總統駕飛機的同宗朱逢湯,給了我一張軍機座票。到了屏東,為了省錢,也曾在公園裡睡了一晚。那一次受到幸運之神眷顧,清晨起來竟撿到五張百元大鈔,所以我常把露宿視為發財捷徑。
  但是這次心情完全不同,如果說要歷練人生,也不必一定要到與流浪漢為伍的地步。一次又一次的,工作上不斷遭受挫折,難道是我太貪心?還是工作不努力?或者是好高騖遠,個性乖僻?儘管我不肯承認,事實勝於雄辯,為何沒有一個工作我能持續半年以上,而別人卻都活得好好的?
  我試圖歸罪於運氣,那也說不通,記得封神榜中有姜子牙流年不利的故事,但我並沒有那樣倒霉。我所遭遇的多半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誤解,我願意相信別人,而別人卻不能相信我,其中必有癥結。可是,不論我想盡理由、用盡方法,偏生打破了頭腦,就是解不開這團謎。
  天亮時,在濛濛的曙色中,突然一幅畫面躍進了我的眼簾。在這群流浪漢中,竟然有一家人--一對年輕的黑人,和一個大約一歲多的孩子。那對黑人緊密地依靠著,孩子則睡在他們的膝間。不論是大人還是孩子,他們的臉上絲毫看不出有悲愁或痛苦的神情。天地宛如他們的家,人間只是一段旅程,在知心的伴侶身邊,人生還有什麼他求?
  多年深埋在心底的綺夢,頓時化為烈火,燃醒了飢渴的靈魂。為什麼我沒有一個伴呢?如果這時身邊有個人,能像這樣的依偎著,豈不是冰淇淋蛋糕--外冷內甜?
  其實我早就壓抑了很久很久的,一種難以告人的私衷,那就是「性」。自從在花蓮找了一次妓女,得了性病以後,我就再也不敢尋花問柳。在生理上我的需求旺盛,經常亢奮得坐立難安,唯一的方法是靠手淫來解決。有時一個晚上要三四次,才能抒解那種難堪已極的感受,而第二天,心理的自責卻又接踵而至。
  我常自詡自我控制力很強,所有認識我的人,也都不否認這一點。然而我卻對性的需求束手無策,竟要用這種不可告人的方法解決,這算什麼自制?不過,我有我的看法,可恥與否,在於人的認知,如果與人無損,恥從何來?
  在還珠樓主的《蜀山劍俠》中,凡是要修仙學道的人,就必須要克欲戒淫。雖然那是神話小說,但是經過常年「洗腦」,已成為我信念中的一部分,是我奉行的金科玉律。我虔信,做不到就表示定力不夠,証明我只是凡胎俗子,成不了氣候。
 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結婚,而結婚不是單純的買賣,有錢沒錢先放一旁,總得有個對象。再說,買東西還可以放在一邊,結婚卻不僅要男歡女悅,還要長相廝守,再下去便是生兒育女。且不論幸福與否,一生可以斷定到此為止,就算要想搬家,也是東瓶西罐、箱子桌子一大堆!
  我做不到,做不到就要付出代價,這是生物進化的鐵律。我知道代價很高,也一直都在支付,從未後悔。我的對策是保持忙碌,不斷地給自己出題目,不斷地努力應付,每天心神都被佔據,倒也履險如夷。
  現在,兩手空空,無所事事,我被打敗了。身心疲憊,意志力消失無蹤。
  心中念頭一起,我下意識地認為,還是先結婚的好。像這對夫妻,無家無室,相偕飄零四海,豈不更為瀟灑?再說,這次要去農場,不能再像以前一樣,做三天,打了就跑。僅有的幾個朋友已經把我看得一文不值,我必須安心下來,証明一下自己並非游手好閒、不務正業之輩。而唯一的方法,便是用「家」把「人」牢牢的拴住,所以我決定結婚。
  結婚?對象呢?這點我並不擔心,我不相信自己有哪點不夠格。
  有了新的認識,我開始張開眼睛,仔細打量身邊搔首弄姿的各類女郎。人真是可憐的動物,各種感官就像一根一根的繩索,把人的身心捆得緊緊的。平常我鑽進了思考的閣樓,在那裡,感官的噪音已經化為我探索的對象,所看到的只是連綿的纖維。現在不同了,下得樓來,各種纖維糾結成一片羅網,在在引人入勝,我迷失了。
  首先,我壯起膽子,先向老同學借錢。當時年輕人的圈子裡有一句話語--北才南潘。「北才」指的是一位名叫才立中的青年,他在一個紡織廠任經理,老闆是中國人,工廠的事全交給他。他手下用了不少台灣來的朋友,平日成群尾隨著他,陣容浩瀚,儼然霸氣十足。
  多年後我曾在美國遇到他,那時他已面容清瘦,滿頭飄白,一副落魄的模樣。半響,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,還是他大方地走過來。談起當年,他感慨萬分,毫不諱言過去因為年輕無知,任性驕狂,恃才傲物。後來與東家鬧翻了,自行立業,卻被最信任的朋友出賣,以致一敗塗地。言下語多自責,頗足醒世,此人能幡然醒悟,實乃我生平僅見。
  南潘是指在南方「快樂港」經營農場的一位潘姓學長,不幸他的名字我始終想不起來,多半是我欠他的錢一直沒還,潛意識中有意給忘掉的。
  這位學長自己擁有幾百畝地,種植大豆,年年豐收,事業相當成功。他每次來聖市,總會引起一陣旋風,同學們口口相傳,都以他為榮。
  剛巧這次他又來了,我厚著臉皮向他借了五十塊美金(相當一般工人一個月的收入)。有了錢,我又去中華會館,何神父見到我,免不了又東問西問。聽說我要去農場,他大感欣慰,笑得嘴都合不上,一直說:「你這孩子!早該回到本行的,真是迷途知返,迷途知返!」
  「是呀,有您這位牧羊人在,哨子一吹,不回來也得回來。」我知趣的幽他一默。
  「先安定下來,然後成家,聽見沒有?」
  「那麼您就發發慈悲,介紹一位吧!」我連忙順水推舟,其實這才是真正的目的。
  「真的?交給我,交給我,我慢慢地幫你找!」
  「不能慢慢找,最好快一點!」
  「當然,當然,年輕人說風便是風!」
  「我明天就要回保祿了,最好是今天!」
  「胡鬧!胡鬧!」他打量著我的神情,這才發現我不是胡鬧,他氣了:「荒唐!荒唐!你想做什麼?買一個老婆幫你種田去?你這孩子,老是做些怪事!結婚是神聖的大事,是上帝給子民的恩賜,怎麼可以這樣輕率?」
  何神父一語道破,我的想法太奇怪,天下哪有人一天之中就找到婚姻對象?連上帝創造宇宙,也要七天呀!
  我打算在農閒的時候,做些小手工藝品,像以前在學校做的腳踏車、三輪車之類,便順道買了些材料。因為第二天中午才有火車班次,到了晚上,一看還有時間。為了省旅館錢,我便到自由大道旁一個小巷裡,找了個小酒吧,要了整隻烤雞,先享受一番。
  我坐在吧台的高凳子上,為的是一個人不好意思佔用一桌。這種小酒吧因為本重利輕,一般的吃食都賣,我以往只要腰中無虞,常來光顧。
  正在大快朵頤之際,突然聽到一聲聲聖歌平和的哼聲。抬頭一看,是一位女侍,一邊輕快地工作,一邊哼著。可能是飢不擇食吧,我這一看,神魂竟掉了一半。她看上去不過十六七歲,淺褐色的皮膚與黃種人很相近,但輪廓顯明,眉目之間頗具秀色。
  她哼的那首聖歌我很熟悉,反正時間尚早,而且閒得無聊。我把雞放在一邊,抹淨了嘴上的油膩,也隨著她哼將起來。她覺得和聲有異,見到是我,含羞地笑了笑。對人而言,「含羞」是一種若有似無的情緣,是對少女最微妙的描述,她的羞意成了我心跳的動力。
  隨著我們開始了長談,我展開了拖在背後的孔雀尾巴。我說自己是剛來不久的中國人,在保祿經營農場,身家清白,尚未娶妻,無不良嗜好等等老掉牙的話頭。
  她乜斜著眼,一副懷疑的神情,靜靜地聽著。最後她說:「花花公子,你在保祿是真的,但你不是中國人,是日本人。」日本移民約有兩百萬,部份人在保祿經營農業極為成功。
  「為什麼?只因為我巴西話講得好?」
  「因為你身邊的紙包,那上面有日本字。」她面有得色地說。
  「啊!中國人就不能買日本貨嗎?」
  「好吧!至少你是在巴西土生土長的中國人。」
  接著我開始問她,她叫瑪利亞,在這裡打工是為了想進中學讀書。因為家裡太窮,負擔不起學雜費用。我心想,好極了,年輕漂亮,又肯上進,家中窮,一定能吃苦。如果有妻如此,不僅農場上有個幫手,心靈上也可以調教出一個伴侶。
  我們談得太入港,老闆過來暗示了好幾次。我為了表示大方,便先拿了一張大鈔作小費,而且故意放在桌上,好給老闆看。
  瑪利亞見了,很不高興地說:「這是做什麼?表示你有錢?」
  我一聽,有志氣!這正是我要娶的理想對象。好在明天才走,我便把握機會,約她打烊了以後,我們要好好地談談。
  「有什麼好談的?」
  「重要的事,因為我明天要回保祿,我一定要和妳談談!」
  她想了想,點點頭答應了。我不便再打擾她,把還沒有吃完的烤雞包起。另外找了一個地方,一邊吃,一邊考慮用什麼方法,能說服她作我一見鍾情的妻子。
  到了十一點多,我提前到那小店,店裡冷冷清清地,只有店主一個人在收拾。
  「瑪利亞呢?」
  「她回家了。」店主連看都不看我一眼。
  我忙到街上到處找,我怎麼這樣輕心?以為店家打烊都是午夜。讓她一個人在馬路上等,豈不是罪過?
  馬路上找不到人,幸而我知道她上班時所乘的公車,明天一大早去向她陪罪吧。
  附近有個舞廳,是通宵營業的,我以前吹喇叭時曾來這裏求職過。這裡有個好處,只要叫一杯酒,便可以坐在一旁,消磨到天亮,至少能免除寒夜的侵襲。更何況這杯酒的價錢遠比旅館費要來得便宜,所以夜夜人滿。
  我找了個角落,小盹到清晨五點,便直接到公共汽車站去等她。
  一直等到九點多,終於看到了一個纖細的身影,從公車上走下來,我立刻興奮地迎將上去。還沒等我開口,她見到我,一楞,居然身體一軟,靠著牆、滑倒在地上。
  我當場傻住了,旁邊的人立刻擁上前來,把她抬到路邊。有人用水澆在她頭上,有人則捉住她的雙肩,又搖又晃的,不一會兒,她漸漸地甦醒過來。
  有人問:「有沒有人認識她?」
  我這時頭腦才恢復清楚,挺身而出,說:「我知道她就在那條小街上工作。」
  「那就麻煩你送她過去吧,沒有什麼,只是太勞累了,最好今天不要工作。」
  瑪利亞虛弱地站起來,並沒有拒絕我的扶持,只是說:「只要送我到街口就好,你千萬不要過來,我們老闆不喜歡你。」
  「我不過去可以,可是妳今天不能工作。」
  「好吧,可是我先要請假才行。」
  「能不能讓我送妳回家?」在這種情況下,我還能說什麼?是她見了我害怕呢?還是內疚?為什麼一見到我就暈倒?
  我一生經歷了不知多少奇事,說起來真是難以置信,假如這些事都是編造出來的,我倒不能不佩服自己的創造力。其實我的解釋很簡單,人生不過是刺激反應的經歷,我的想法作法與正常人大相逕庭,所以正常人一遇到我,往往也就變得反常了。
  她告了假,很仁慈地讓我送她。我叫了一部計程車,我沒有問她為什麼昨夜提前回去,也沒問她為什麼會昏倒,只說明了自己的處境,並誠懇地向她求婚。
  她則出了幾道難題,要結婚可以,首先我必須信奉天主教;其次是要我按照當地的習俗,先談戀愛,待時機成熟,再明媒正娶;第三點,她家很窮,有父母兄弟,大大小小十幾口,我得要撫養他們。
  這三條聽來合情合理,但對我這個即興派來說,此路不通。我也恢復了理性,荒唐的事可一不可再。但願這件事對她而言,只是一段有趣的人生小插曲。
  我們農場所在的小鎮全部人口不過幾百,有一座泥土建成的小教堂,周圍零零落落地排列著幾十戶人家。中國人也不多,連我們在內,只有十來個。
  這裡全是起伏的丘陵,雨水不豐,田裡都是砂石,長不出精緻的作物來。巴西人都以種植樹薯維生,這種植物耐旱抗風,是巴西人主要的食物。
  種桑的農場大都集中在北部的一個小河邊,那邊地價極貴,我們連想都不敢想。有人建議我們打井汲水,又因為經費不足而作罷。不用幾天,當地的中國人知道我們是幾個不怕死的窮光蛋,也就不再與我們來往了。
  我們原以為清理幾分地,至少可以種些高梁、玉米之類的糧食,且和當地居民一樣塞飽肚子。不料田中竟有不少蟻塚,玉米剛剛發芽,第二天就見到田中一行一行綠色大軍,比軍隊還要整齊。這些小小的螞蟻,一點也沒有同情心,我們辛辛苦苦的成果,都被牠們神氣活現地扛著回去報功了。
  現在唯一的希望是我們的小三輪車了,我做了模型、設計了生產線,快的話一天可以完成十部。每部賺一塊美金應該沒有問題,一個月應該有三百元進帳,顯然比種桑更好。
  大家都很努力,待有了一定的數量,就可以去賣了。憑我們三個人的關係,不但認識很多的提包客,多餘的還可以寄在禮品店中,大家都信心滿滿。
  在巴西國慶的時候,保祿也有遊行活動。隊伍是由鎮長帶著小學校長,後面跟著幾個鼓手,連老師加學生,全部不到三十多人。我見他們認真的態度,便毛遂自薦,充當喇叭前奏。我吹的盡是些「反攻大陸去」、「只要我長大」等政治歌曲,再不然便是些流行舞曲,有誰管這些呢?反正熱鬧一場,皆大歡喜。
  只是我們歡喜不起來,三輪車做好了,聖市傳來一片叫好聲,人人要搶著代賣,偏偏就是不見現金進帳。
  原來小龍與老師去銷售時,都交給了提包商,而所謂提包者,正是手提一包,沿門叫賣。他們賣的都是貴重的中國手工刺繡,一件可賺一百美金以上。而我們的車子一部賺一塊錢,還要一個方盒子裝著,既不能壓又佔空間。他們很捧場,各買了幾個,但只靠他們買,不進入市場,怎能成為商品?
  小龍和老師聽了別人不關痛癢的恭維話,滿以為任務已經達成。每去聖市一趟,收入的幾個錢都花得精光。不到三個月,我們再也撐不下去,只得黯然分手。

  再回聖保羅,對自己又有了深一層的認識,我不夠資格從事任何安定的事業。因為安定需要資金,而鈔票非我所愛,它也不愛我。
  這次我自己去找工作,有家中國餐館門口貼了張招人啟事。我被錄用了,決定先讓不愛我的錢進了口袋再見分曉。
  想不到,剛找好房子,熟悉了工作,就在餐館中遇到一位朋友。他在北部沙爾瓦多城賣檯布,生意不錯,但因言語不通,多次被稅務人員刁難,損失不貲。他看我一副落魄的德性,說願意支付薪水、負擔一應費用,力邀我同行。他說得很明白,我可以歷練我的人生,他則不僅可以壯膽,必要時也有人代他辦理一些文書等交際事務。
  我剛放下來的心又活動了,雖然我不願意賣檯布,可是也很想瞭解這種行業的內情。畢竟社會包羅萬象,我不能先入為主,僅憑主觀就排斥某些行業。不論怎麼說,他並未邀我去賣,只算是從旁協。如果陪這位朋友走一遭,倒是個很好的觀察機會。
  我們搭巴士北上,他沿途賣貨,我則飽覽各地風光。那些純樸的小鄉鎮幾乎都有著共同的模式:鎮中央是一座天主教堂,教堂前則是一個小小的廣場。每到傍晚,青年男女便各自打扮妥當,陸續由四面八方湧來。少女們三五成群,在場中搖曳生姿地走來走去,少男們則聚精會神地圍觀在外。不必言語,眼風眉角都傳達了無盡的情意。等到雙方神交成熟,自會很有默契地走向場外,隱沒在花團草叢中。
  中、老年人也有他們的樂趣,在燃著油燈的酒吧間裡,一杯香濃的咖啡,或是一杯醇烈的蔗糖酒,幾位老友可以東扯西拉地談個盡興。話題扯完了,從頭再談,反正誰也不在意對方說些什麼,只要有人在說,有人在聽就行了。兒童玩的,千篇一律都是足球,從街頭踢到街尾,從早上踢到晚上,直到皮球共黑夜一色為止。
  在我去過的鄉鎮中,所見到的婦女遠比男子為多,據說男人不甘寂寞,都到大城市謀生去了。她們常是孤孤單單地坐在空空洞洞的門口,偶而也有幾個人聚在一起默默相對。在她們的身影上,青春消失了,回憶也褪色了。歲月以及為生活操勞的痕跡,顯明地刻劃出枯槁的面容。一個個呆滯無神的目光,僅僅隨著眼前的景象,下意識地移動著。
  有些小鎮即使有電也因為電力不足,燈光散發著昏黃的影子,瀰漫在空氣中。好似一層光霧,亙隔在過去與現在之間,似有若無,令人感到一股莫名的怠倦和無奈。
  憶及兒時,我有一半歲月在大陸鄉間度過。家中點的是油燈或蠟燭,也是同樣的昏暗。可是中國社會以家庭為重心,每天家人都聚在一起,孩子們吵得翻天覆地,大人們則忙這忙那,永遠有做不完的瑣事。
 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天地,明顯地將東西方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習慣劃分為兩端。東方是保守的,安土重遷,人際關係密切,以家庭為單位,不論好歹都聚在一起。而西方則是進取的,重視個人的享受,追求自我的滿足,一有機會,便各奔前程。
  前者在家人、親戚的相互影響下,很難擺脫長期形成的包袱;結果是彼此依靠,相互牽纏,但卻成敗共享。而後者端視個人的機會及能力,各自獨立發展,成敗皆自行負擔;如斯在財富的分配及親情之享受之間,相去不可以道里計。
  這兩種不同的模式,都有其適應的大環境,分途揚鏢。面對一個遠景無限的未來,有足夠的空間和物質供人發展時,以西方的個人主義及進取精神,很容易而且很快地就能得到巨大的成效。然而在相反的條件下,若同樣的標榜個人主義,則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及競爭必然愈演愈烈,最後無可避免的訴諸暴力,社會的繁榮與個人的幸福遂不可能妥協。
  今日科技的進步,導致了物質文明不斷攀向鼎盛的巔峰,這正是西式發展的良機。但是地球上資源有限,而人類需求的貪婪永無止境,在可見的將來,人類社會堪憂。東方文明雖然曾經黯淡,設若自不量力,拋棄社會的安定,一味追求繁榮,則無異委身泥塗。待人與人之間的依存性破產,那種空虛與無奈,不僅是步上了西方的後塵,還會在傳統觀念的失落中,產生無限的遺憾。
  當我們到了「礦產州」的一個小鎮時,朋友病倒了,一連幾天看病吃藥,他身上的現金都已花光。我顧不得自己的原則,臨時決定去賣些檯布,以解決目前的困境。
  本來我以為沿門按鈴必然會讓別人覺得不便,甚至遭人白眼。料不到巴西人非常好客,加上都喜愛中國手繡的工藝品。我每到一處,皆受到無比的歡迎,我又能說會道,把刺繡描繪成天方夜譚!於焉,居停奔相走告,左鄰右舍紛紛惠顧,不到三天便把那位朋友帶來的檯布賣了一半。
  我原只打算賺些生活費用與路資,適可而止。但經不住那位朋友的堅邀,算算看,三天進帳七八百美金,相當於我以往兩三年的收入。一再的失敗後,實在受不住重利的引誘。於是乎,我也悄悄正式下海,與他合作,做起「提包客」來了。
  最後我們到了巴伊亞省的省會沙爾瓦多,那是一個半島,古色古香的山城,三面環海。大西洋的和風吹遍每一個角落,終年溫度都在攝氏廿五度上下。白天是晴空萬里,偶而在晚上下一點清爽宜人的細雨。每個人的臉上、身上都在海灘上曬成了古銅色,嘴角總是掛著笑容。見了人,也不管認不認識,開口就說聲:「你好!」
  不過,中國人永遠例外。當地有四位提包客,各自劃定了勢力範圍,不容他人染指。我一到就遭到圍剿,好像犯了滔天大罪,大有驅之而後甘的意思。
  我應不應該為自己的權利而抗爭呢?我真打算以提包為業嗎?考慮再三,基於過往所堅持的原則,我不能見利思遷,最後決定放棄提包。
  但是,我一到此,就迷上了這裡的風土人情。我可以不賣檯布,卻不願輕易的離開。為了生存,我訂下明確的目標,只要賺到美金五千元就洗手不幹。但是合夥的那位朋友不同意,乾脆,我開始獨立門戶,從頭幹起。
  自從離開劉先生的工廠後,胃潰瘍就一直令我痛苦不已。為了早日達到目標,我拚命的進貨賣貨。不久,不僅胃痛不止,大便出血,而且全身虛弱,時常眼前發黑。一天中午,在一個客戶家中,我再也支持不住,倒在椅子上動彈不得。
  那位客戶是個就讀巴伊亞醫學院的女學生,名叫露西亞,為了準備結婚,省吃儉用地買了一張檯布。她家境不大好,父親很早就離家出走,丟下母親和她姐妹三人。家計全靠她母親為人裁製衣服,以及她半工半讀來維持。
  我很同情她們的遭遇,特別把檯布以最低價賣給她,而且分期支付,並常去她家聊天。
  這時,露西亞一見我的神態,忙把我送到附近的醫院,經過診斷,果然是胃潰瘍導致大量出血。醫生表示要開刀,我不同意,因為開刀費用極高,負擔不起。幾經商量,醫生說長期的靜養,每日按時喝牛奶,不能吃其他任何食物,或許可以復原。
  露西亞知道我身處異域,在巴西無親無靠,無法休養。她堅持要我住在她家,由她妹妹丹妮來照料我的飲食。不得已,也實在別無良策,我只好答應了。我睡在她家客廳裡,連續一個多月,丹妮看著錶,白天每小時強迫我喝一品脫牛奶,病情才漸漸轉好。
  為了報答這份恩情,也為了解決她家的困境,我先是與她們合組公司,由她介紹親戚朋友來買檯布。等到她們業務熟悉了,便把生意全部轉移給她們。
  這次的嘗試前後耗了差不多四個月,收穫之大卻遠非始料所及。在金錢上,全部結算下來,我大約有美金四千元的應收帳款,足夠生活多年。在經歷上,我體驗到提包的生存之道、徹底瞭解了各種甘難辛苦。而最令我欣慰的,是領受了大自然的慈懷,在巴伊亞這塊樸實的樂土,讓我得以浴火重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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