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流浪
  東京、玉璽、海洋、台獨

  記得小時候住在鄉下,我很喜歡看大人蓋房子。鄉下人很窮,一切只能就地取材。他們先將稀泥與稻稈充分混合,再填進一個木製的方格子中,放在一旁曝曬成形。等成塊的泥巴曬乾了,就拿來築牆。一塊一塊地、將泥磚堆砌起來,房子的模樣就漸漸形成。
  並不是每塊泥磚都經得起堆砌,有時把木格子一拆,泥土就散開了。有時堆了幾塊後,下面的受壓不住,倒塌了,又得重新來過。
  受完四年教育的大學生,不正像是曬出來的泥磚嗎?我很清楚,四年所學不過是對自我多了一分認識而已,我感到自己就像稻稈過多、泥土不足的那種廢磚。我能做什麼呢?恐怕最後只有被扔到一邊,與草木同朽了!
  當然不甘心,即令遲早要與草木同朽,我也要把自己的經歷一一的記載下來,如同《約翰克里斯多夫》一樣,以安慰那些孤獨的、無助的靈魂。真要達到這個目的,我還需要體驗,更要擴大自己的視野。否則,憑一隻深深躲藏在黑暗中的井底蛙,我又有什麼好寫的?
  人生目的確定了,心裡也感到無比的輕鬆,為了體驗人生,所有的得失都不重要了。「得」固然是有所得,「失」又何嘗不是另一種「得」?若能將得失之間的各種機緣、因素,仔細地分析整理,當有一天該我下筆時,自會水到渠成。
  因此,我決定到一個完全不瞭解的世界去,最後選擇了巴西--一個令我永難忘懷的第二故鄉,一個令我浴火重生的聖地。
  一九六三年八月,我告別了家人,離開台灣,先到日本,以便取得赴巴西的簽証。父親的朋友姚世惠已打好招呼,說駐日大使館會有人來接我,叫我放心。
  在我下飛機時,看到一個女孩在機艙座位上哭泣。原因是她帶的行李太多,大包小包不下十幾件。上機時可能有人相送,到了東京,她才發現難以應付,急得手足無措。
  空中小姐見我雙手空空,託我幫她拎一下。這當然沒問題,看她嬌小玲瓏的模樣,我原本就打算毛遂自薦。到了機場,在等行李的時候,她告訴我,她準備到美國去完婚。因為在台灣拿不到赴美簽証,所以到日本來,駐日大使保証她能成行。
  她看出我有些訝異,又告訴我她父親是煙酒公賣局的局長、蔣經國面前的紅人,所以人人賣帳。只是,她也有些不解:「為什麼美國人那麼笨?誰都知道蔣經國一定會做總統,我爸爸又是重要的人物,結果連我要去美國,他們都不賣面子?」
  我也不懂,為什麼人人都要去美國?尤其不懂的是,這麼重要的人,去美國做什麼?
  她的箱子一共有四口,又大又沉,再加上十幾件手提的大包、小包。光是拖車就佔了兩部之多。由於我也要靠別人來接,心裡一直嘀咕,是不是出了機場就丟下她不顧呢?
  她問我說:「等會兒有人來接我,要不要我們送你一段?」
  我說:「我也有人接,只是還不知道要去哪裡。」
  大使館來了兩位先生,帶頭的一位西裝筆挺,顯然是認識她,一見到就先請安,問候她父親好。接著便不容分說地,叫另一位男仕把她的幾大件行李,一一搬上等在外面的汽車。這位先生不住地道歉,說日本政府不通情理、不允許他們用外交手續替她通關。
  等到東西都搬完了,他似乎又想起一事,匆匆地對她說:
  「王小姐,能不能麻煩妳等一下?實在討厭,還有一個什麼姓朱的,也要應付一下,現在不知道他在哪裡,我去找一找。」
  居然有人不識泰山,我說:「我叫朱邦復,你是不是要找我?」
  他這才發現我就在旁邊,大吃一驚,馬上換了一副臉色:「對不起,對不起,原來你是王小姐的朋友!」
  我還來不及否認,那位王小姐偷偷拉了我一下,我也就懶得多說。
  我們上了車,王小姐才悄悄地對我說:「這人是個馬屁精,我爸爸最喜歡他,說明年要調他去華盛頓。這次把我交給他照顧,你就說是我的朋友,有空時來找我玩,省得我在東京無聊。」
  王小姐到了地頭,是一所堂皇的別墅,有幾個僕伇排隊等著。那位先生千叮嚀,萬囑咐,生怕出了問題,葬送了前途。我看得出王小姐很不耐煩,一再暗示我去找她,還留下了地址電話。好不容易告別了,車子把我送到位於東京新宿區歌舞伎町的咖啡店中,時間已經深夜了。
  我很同情這位王小姐,但是我自身難保,沒有閒情陪她解悶。
  咖啡店的店東趙先生似乎很忙,到處都找不到他。所幸一切都安排妥當,在四樓的員工宿舍中,有了我一個榻榻米的安身之地。
  第一次出國,第一次生活在外國的天地中,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--事事學習、處處觀察。我發覺日本人完全沒有想像中那種強橫霸道的態度,相反地,他們謙恭有禮、工作勤懇。最令我驚訝的是,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是「人」,有著與中國人相同的優點與缺點。除了物質條件遠比我們優渥外,社會的不公、地位的不平,弱肉強食、自私自利、唯我獨尊的觀念,與我所知的中國人一模一樣。
  咖啡店在銀座歌舞伎町一個最熱鬧的小巷轉角處,生意很好。一樓是家庭座,光明堂皇;二樓是情侶座,沙發椅背高可及人,正好將每個雅座隔成小小的禁區,燈光若有似無,氣氛非常羅曼蒂克;第三樓則是包廂,可以俯瞰二樓的舞台表演,平常不開放時,一片漆黑。
  樓下入口處,有位侍者專門為客人開門關門,每次一定躬身說:「歡迎光臨」,而且面帶笑容。有一次我特意花了幾個小時,仔細觀察他會不會偷懶或懈怠。結果發現他從頭到尾像機器人似的,動作一絲不苟。
  為了體驗個中滋味,我學會了這句日本話(而且是迄今仍然會說的幾句之一),並自告奮勇替他站班,依樣畫葫蘆的開門關門鞠躬,但只做了二十分鐘,我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神經已經不正常了。
  每天從早到晚,有個做清潔工作的「歐巴桑」,由樓上清理到樓下。那份專注以及關懷,就好像在從事一種藝術工作,將她生命的光采,無遺地煥發在整潔的陳設上。
  令我覺得可敬的還不止於此,她小心仔細地將所有的穢物及灰塵收集好,再虔誠地捧到一個焚化爐前,先雙手合什禱祝一番,才恭恭敬敬的傾入其間焚化。
  這已經超過了工作、責任、禮儀、藝術,這是宗教!如果連一個如此卑微的清潔工人,都具有這種信仰及情操,我相信在日本各階層及社會中,一定有著深厚的潛在力量,遲早必一新世人耳目。(果然在八十年代,日本經濟力量震驚世界,良有以也。)
  不過人到底是人,大多數人尚擺脫不了人性本能的驅使。我常看到那些年輕的侍者,穿梭留連在黑暗的三樓。由於好奇,我也擠到包廂的欄杆旁,這才發現眼下竟是活色生香,春意無邊。
  在二樓小小禁區內,男男女女相互糾結,彷彿在地獄中煎熬。看看那些動作與神情,分明有著無比的痛苦,一個個掙扎著,彷彿要求得最後的解脫。
  我儘管解決了住的問題,但手頭的錢有限,東京的物價又驚人。每餐我僅以炒飯果腹,但就算是一客炒飯,也要一、兩塊美金。來一趟東京不容易,我不能錯過觀賞的機會,有時寧可一天只吃一餐,卻將東京附近跑了個遍。
  我最欣賞的是地鐵,票價便宜,無遠弗屆。而且顯然在設計之初,就已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勢,各個出口走道都是龐大而繁榮的地下商場。以致於一個千萬人口的大都市,地面上的街道卻是清爽有序,看不出一點雜亂與擁擠。
  我到處走著看著,越看越是痛惜中國社會上上下下的無知無能。每個人只顧眼前、求近利,等待別人去犧牲奉獻,到最後沒有一個有收穫。由一葉之落可知秋之至,當我在學校辦社團活動時,同學們多半忙於自己的前途,沒有人認為這個團體與他有什麼切身關係。進了社會後,自然而然除了己身的利益外,更沒有誰願意承擔責任。
  日本人卻不然,有次我偶然走到一個球場,似乎是兩個大學在舉行「秋季大對決」,現場人山人海,擠得水洩不通。我對棒球毫無興趣,但是卻驚慄於群眾這樣的狂熱。場內是喊聲震天,場外人人圍著收音機,分享著同樣的激情。雖然在場外看不到球賽,兩個學校的啦啦隊卻是壁壘分明。不論男女老少,沒有一個人例外,始終堅持著一定的立場。本隊得分了,個個歡呼,失分了,人人沉默不語。
  這種景象,我從小到大,在國內就不曾見過!有哪一個中國人會傻得去為一場得不到實利的比賽,而浪費自己寶貴的精力呢?我參加過很多次校際的籃球比賽,球場上永遠是球員多於觀眾。中國的學生不論走到哪裡,手裡總是要抱著幾本書。遇到球場上有人賽球,也多是視若無睹,昂首大步而過。
  這種結果導致了中國人彼此間的互相嫉妒,個人獨自為私利奮鬥。日本人則多奉獻自己,把希望寄托在團體的成就上,個人成為團體的一部分,力量匯聚成為滔滔洪流。
  當然人性與環境有絕對的依存關係,日本是個島國,耕種面積狹小,人口眾多,而地震颱風等天災頻仍。人們朝夕在大自然的威脅下,為了生存,團結與否成為經驗中成敗的必要條件。中國則相反,千萬年來的農業傳統養成了人心安定恒常。雖然在歷史上也曾被異族統治過,但因地大人多,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,能夠徹底撼動中國人日深月久的觀念以及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慣。因此,即使不斷改朝換代,中國人的民族性依然。
  這種因果的認知,令我心中凜然,世事顯然十分公平。設若中國人能像日本人一樣精誠團結,其力量何止大上日本十倍、百倍?以人性貪婪的本能,難道這又是人類之福祉?那麼,我究竟應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,還是應該以人類的立場來看世事呢?
  在辦理赴巴簽証的旅行社裡,我結識了一位姓沈的中國青年,他住在池袋,父親是房地產大亨。他整天無所事事,開著一部車子東逛西蕩。因為彼此年歲相當,而我也是遊魂一個,正好做他的伴玩。
  他是典型的紈褲子弟,身上的錢宛如長江的源頭,永遠不虞枯竭。但是他內心充滿了憤恨的激情,總是怨天尤人,永遠不能滿意眼前的一切。他老拉我去一些暗無天日的小酒吧,一進去就是一瓶「約翰走路」,不喝到舌頭跟牙齒黏成一塊,決不甘休。
  最初,我以為他生性豪爽好客,儘管沒有酒量,也只得捨命陪君子。等到漸漸混熟了,他的心理不再設防,一喝酒就開始哭泣。
  我曾有以酒澆愁的經驗,深知飲酒解決不了問題,我慢慢地勸他,才知道他的問題也來自家庭。他愛上了一個日本女孩,兩人已經談及婚嫁,但家人一致反對,而且態度堅決,因此不知如何是好。
  「你愛她到什麼程度?」
  「如果不能與她結婚,我就去死!」他說得截金截鐵。
  「真的那麼嚴重?」
  「騙你做什麼?我已經打算好了,她也同意跟我一起死。」
  「為什麼一定要求死呢?既然到了這個地步,乾脆不管家裡,兩個人結婚就是。」
  「沒有這樣簡單。」
  「是她不肯?」我想到了小妹,這種事要兩個人同意才行。
  「倒不是,她很願意。」
  「那還有什麼問題?」
  「問題可多了,你知不知道,結婚要錢呀!」
  「簡單一點就是,總比你這樣痛苦好些。」我知道關鍵所在了,他離不開父親的廕庇,從小揮霍慣了,又無謀生的技術,這道習題的確難解。
  「我寧願這樣痛苦!」我發現言不投機。
  「能不能告訴我,這有什麼好處?難道這樣能改變你父親?」
  「為什麼不?」他一點都沒有醉:「我每天喝醉了回去,讓他心痛,讓他難過,總有一天他會同意的,否則他那麼多錢,將來能給誰?」
  如同醍醐灌頂,我又上了一課。
  赴巴簽証下來了,船期也到了。臨行的前一天,為了禮貌,我打電話向趙先生告辭,並感謝他的照料。趙先生這時才想起來,有我這樣一個人住在他的店中。他說要請我吃晚餐,我不願再加打擾,很客氣的婉拒了。
  我到上野公園逛了一天,那種寧靜幽美的環境,使我開始懷疑,有這樣美好的人間,雖然世事擾攘,是否自己太過杞人憂天了呢?傍晚時分回到店中,一進門就感到一種異乎平常的氣氛,樓下家庭座空空洞洞的,冷清清的大廳中只有幾個人或坐或立。
  侍者一看到我,便很神秘地告訴我,說「那個人」找我。
  我的日文很差,不知他說的是什麼「人」,仗著沒做壞事,我謹謹慎慎地走了過去。一位滿面紅光,長相福態的中年人,在沙發上正襟危坐,身後則分立著一位婦人及一個十來歲的男孩。那中年人一見到我,就用略帶日式重音的國語問道:
  「你是朱先生嗎?」
  「是的,請問…」
  「敝姓趙,很抱歉你來了一個多月,今天我才知道。」他身體微微向前,把手伸出來,好像要賜給我什麼恩惠似的。原來是他!我忙過去與他握手,道了久仰。
  在日本,人人都極有禮貌,見了面是九十度的鞠躬,道別時更是一邊後退,一邊鞠躬,直到對方完全消失在視線之外。他雖然是我的長輩,但看到那副傲倨的神態,我心中就起了反感。尤其令我不解的,他身後站著的兩個人,似乎是他的家屬,但又不像。以我家為例,父親再嚴厲,每當有外客時,也不曾叫我們如同侍衛般地站在他後面。
  趙先生手一擺,叫我坐下,相互敷衍了幾句,我就說:「趙伯伯,我來東京以後,已經打擾您太多了,現在天色很晚,您該休息了。」
  他嗯了一聲,卻沒起身,沉默了一會,他突然問道:「你是朱元璋的後代吧?」
  「不,我們先祖是朱文公朱熹。」
  「啊,朱文公,了不起,他是大宋朝的忠臣。」我一聽,話中有話,想起了他姓趙,正是大宋的國姓,莫非他還有那種封建觀念?我覺得很有趣,想想不妨投其所好,如果能讓他高興,也算是我還給他的人情。
  「是的,只可惜時代變了,今天王道已逝,在這種標榜民主、自由的社會上,人人唯利是圖。」我感慨地說。
  他的臉色微變,眼光直射著我,沈吟了一下,說:「啊?你為什麼這樣說?民主時代不是大家的理想嗎?」
  「民主有民主的好處,如果人民知識水準夠,生活條件高,才有真正的民主。但是現在中國太窮了,一般人民根本沒有足夠的認識和條件,這種民主只是少數野心家欺騙大多數無知老百姓的幌子,以便予取予求。」
  「這麼說來,你是反對民主政治囉?」
  「不怕老伯笑話,老實說,我對政治還沒有充分的認識。同時,我也認為要瞭解政治之前,應該先瞭解人。如果對人都不瞭解,怎麼能滿足人心的需求呢?如果忽略了人心的需求,任何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法和制度都只是暫時性的,今天這樣,明天那樣。不論怎樣變,變來變去,都解決不了最基本的人的問題。」
  「嗯,說得不錯,很少年輕人有你這種見解。」他臉上泛起了一絲笑容。
  「謝謝您,我的看法很不成熟。」
  「不必謙虛,你說得很對,我們中國古代就是強調人心的,所以那時有所謂的『太平盛世』,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。只可惜…」
  他突然住口不言,有意無意地望著我,顯然是想探探我的口風。
  我說的是實話,但是聽者有心,如果他認定我是個「保皇黨」,那也只好由他,誰教我在他店中白住了一個月呢?
  可是,我也不能騙他,反正明天我就走了,好歹也該點到為止。至於他能不能聽得出我的弦外之音,那就不是我所能預料的了。
  想了想,我說:「民主政體是時代的潮流,潮流是因為人民有需要而產生,與好壞是非無關。如果宇宙是靜止的,就不會有人和人的問題,既然有了人,人又有各式各樣的問題,就免不了要不斷的去嘗試、去改變自己處身的環境…」
  「不錯,不錯,那是因為人在作祟的關係,人是無知的,可是人上有天,天可是明智的,只有天可以解決人的問題。」他一口打斷我的話。
  他說的「天」是什麼呢?以我對他粗淺的瞭解,不大可能是形上的天。那怎麼會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來呢?我楞住了,半響,不知道該如何接下去。
  「你對天有什麼看法?」他緊接著又問。
  「哦,我還年輕,對天瞭解不多。」我不敢再發謬論,只好迴避三舍。
  「你總知道天、地、人三才吧?」
  「知道一點。」
  「天在人之上,對不對?」
  「對。」我不知道他所指何意,但是卻怕他扯得離譜,自是少說為是。
  「你相不相信天是公平的?」
  「應該是的。」
  「你相不相信天意難違?」
  「我相信。」
  「很好!很好!」他點點頭,想了一下,突然換了一個話題:「你來東京,有到什麼地方去玩嗎?」
  「我到各處看了看。」我鬆了口氣,那種主題太可怕了。
  「跳過舞沒有?」
  「我不會跳。」這是實話,讀大學時,系裡常有家庭舞會,我每次都只負責放唱片。
  「什麼話?來,我帶你去玩玩!」不由分說,他站了起來,回頭向身後那個站得筆直的男孩說了幾句日本話,那男孩諾諾連聲,和那婦人一同出去了。
  趙先生一邊往外走,一邊回過頭來問我:「你知道為什麼現在天下大亂嗎?」
  老天!又扯到「天」邊了!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,也不便回答,走出門,轉到巷口。那男孩和婦人已經不在了,只看到一部很大很長的黑色轎車,司機制服筆挺,開了車門,正等著我們。進了車才發現後廂很大,居然有兩排座位。他大剌剌地面向車頭,坐在後排的正中央,我毫無選擇,只好在他對面坐了下來。
  「告訴你,因為真命天子還沒出世。」
  「真命天子?」原來如此!他的「天」指的竟是「天子」。我雖然有點預感,卻不敢相信在今天這個時代,還真有人有這種想法。
  「是的,你要知道,在過去所有的皇帝中,只有大宋和明朝是真正的漢人,可是朱元璋只是個乞丐出身,而且…」他故意頓一頓,賣個關子:「明朝的玉璽是假的。」
  「假的?玉璽還有真假?」
  「當然,你見到就知道了,只有真命天子才配真的玉璽!」
  「可是…」看他的神態,一副「真命天子」狀,我不禁後悔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,如果再扯下去,他稱孤道寡起來,我是不是該三跪九叩,高呼萬歲呢?就算我在他店中白住了一個月,也不能這般自我作踐呀!所以我說:「我看不出有什麼真假。」
  「來,我帶你去見識見識!」說罷,他對司機說了一句日語。
  車子已經駛在東京繁華的街道上,巨大的霓虹燈彩色繽紛,不住地閃動。那些燈在嘲笑我自不量力,在去巴西的前夕,進入了時光隧道,惹上了這個幾百年前的麻煩。
  怎麼辦呢?看他「欣遇知音」般愉快的神情,說不定家中真有個小朝廷,更說不定還有左丞右相,我要是不識天威,真要吃不完兜著走。腦筋一動,我馬上說:
  「趙伯伯,我來東京一個多月了,天天在街上逛,還沒有見過一個漂亮的女孩子,是不是日本人都很醜?」
  「胡說!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可愛的,你看了就知道了。」
  「在哪裡才看得到呢?明天我就要去巴西,以後恐怕沒有機會了。」
  他會心地笑了,說:「到底是年輕人!好吧,你說!你到底是想看玉璽,還是要看女人?」
  我故作難為情狀,說:「現在還早,先看看漂亮的女人再說,可不可以?」
  「當然可以,我們先去舞廳吧!」
  他又對司機說了幾句話,車子調了個頭,一會兒,到了個異常豪華的舞廳。他似乎是這裡的常客,大班們紛紛過來,對他畢恭畢敬,隨即送過來各形各色環肥燕瘦的女郎,任他挑選。我也選了一位混血兒,要了一杯酒,表示對他的崇敬,一口喝光。然後裝做不勝酒力,趁他跳得興高采烈時,我就弄假成真的睡將起來。
  這樣混到夜深,待我醒過來,一看錶,大驚道:「趙伯伯,我再不走就來不及了,我還要趕到橫濱去哩!」
  「你真要去巴西嗎?巴西那個落後的地方,你去做什麼?」
  「我要去開農場,一切都準備好了。」
  「開農場?」他哈哈大笑:「像你這樣的人材,正該輔佐明君,成就非凡的事業,老實告訴你,真命天子就要問世了。」
  「不行吧!我又好色又好酒,吹吹牛還可以,怎麼能成大事呢?再說,我的老婆還在巴西等我呢,不去不行啊!」
  「啊!你結婚了?」他的眼睛睜得老大。
  「是呀,我老婆是巴西人,孩子都快要生了!」靈機一動,我信口胡謅,反正來不及打草稿。希望他認為我這種人不可靠,沒有資格做「晚宋」的開國元老。
  趙伯伯竟信以為真,他不再留我,卻堅持要送我到橫濱。一路上還不住的惋惜我結婚太早,拖家帶眷的,成不了大事。

  坐船是一大享受,雖然只是貨船的三等統艙。除了睡覺,我大半的時間就耗在甲板上,看著那無盡的藍天,遼闊的碧海。
  在陸地上,尤其是在台灣,一眼望去不是小小的山丘,就是縱橫的阡陌,高不過幾百公尺,遠不及數十公里。狹窄的眼界使人的心胸無從擴展,一旦成了習慣,氣魄也就隨之萎縮,灑脫不開。
  其實,台灣是個大島,四面環海。我每次看海時,總是站在岸邊,雖然面前也是茫茫一片,感覺上卻始終不能與大海融為一體。
  在這裡,船一進入太平洋,陸地就都被水平線吞噬了,從天穹向四處展開,宛似一個綴著白色花邊的玻璃蓋子,下面覆著碧綠晶瑩的大圓盤。萬噸巨輪驟然變得纖小無比,人則有如一粒塵埃,依附在一片落葉上,在無垠的波濤中起伏不已。
  在初,船方離岸,尚有一群海鷗追隨著船尾的氣流,或翱翔飄曳,或上下飛舞。有時候水底驚嚇的魚兒會被激流捲起,這時,成群的海鷗立刻急速俯沖而下。
  不久,陸地遠去,天空中聒噪的鳥聲漸漸隱沒,只有劈劈啪啪的海濤聲,配和著輪機不斷重複的轟隆聲,世界彷彿靜止下來。只有在這個情景下,人才真正地感覺到,不論什麼時候,也不論在哪裡,只有孤寂才是我們最忠實的伴侶。
  難得有機會空閒下來,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,讓一切更明朗化。我瞭解自己的個性和目標,我也相信這樣遠大的目標,不到人生過半,不可能會有任何收穫。現在我更瞭解到,即使有所獲,我也不見得有能力分辨其真正的價值。
  每一天我都隱隱地感到比昨天又多得到了一點,而每一天我都覺得一切才重新開始。像是華格納的「尼布龍根的指環」一般,一波又一波的樂念,重疊復重疊的和弦,前後銜接,永無止境,何處才是終結?什麼時候才能譜出休止符?
  在各種逆境中,我對刺激與打擊早已有了萬全的心理準備。任何一點壓力,都有反作用力;我的反作用只是累積在心底的動能,驅使自己邁向最有效的發洩方向。然而,我終究是人,我的身心結構與其他人毫無二致。一旦到了這種恬寧、安逸的天地裡,內憂外患皆不知何往時,我就開始問自己,人們順從大自然的安排有什麼不對呢?宇宙中,萬事萬物皆有其一定的法則,我又能怎樣?
  只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我所經歷的一切,何嘗不是在大自然的安排之下?自己的能力,未來的遭遇,這些雖然都不是我能夠作主的,但決心和意志,卻早已深烙在意識中,一旦到了抉擇之際,就將發揮其決斷力。
  全部的旅程要四十多天,由日本經香港、新加坡,取道麻六甲海峽,過印度洋,再轉到南非的伊莉莎白港,繞出好望角,渡過大西洋,最後到達巴西的山度士。
  同船的國人有十多位,人人磨拳擦掌,利用時間勤習葡萄牙文。言談之中,我得知他們無一不是身懷巨款,抱著雄心壯志,準備到那個「落後地區」去大展宏圖。而我身上還剩下四十多塊美金,在巴西除了素未謀面的張代表、以及那位不知下落的同學「老師」外,完全無親無友。為了避免他們的詢問,我只好一個人躲得遠遠的。
  到了香港,又上來一批國人。其中有一家剛從大陸出來,母親是白俄人,一兒一女則是中俄混血。他們的姓我不記得了,只記得那個女孩名叫娜塔夏,大約十六歲,青春洋溢,身材苗條可愛,白嫩的面孔上透著緋紅的秀色。她哥哥叫佐治,和我差不多大,整天揹著相機,到處獵取鏡頭。
  一方面是與佐治興趣相投,更確切的說,我已被娜塔夏的嬌憨所吸引。沒有多久,我們三個人就打成一片,從早到晚形影不離。
  過去我雖然有過不少羅曼史,但不是以失戀終場,就是偷偷摸摸的見不得人,可以說是戀愛場上的新鮮人。可能是娜塔夏本來的個性,也可能是白俄的血統,她開朗而大方,毫不掩飾眉目間的真情。佐治顯然有意鼓勵我,常藉故離開,把我們單獨留在甲板上。每到這種情況,我就頭腦昏沉,既緊張又興奮,手足無措。
  娜塔夏喜歡穿雪白的連身長裙,那是我最欣賞而又不敢褻瀆的顏色,我總覺得自己的衣服很髒,身上發臭,即使天天洗澡,也洗不掉那種自卑的心理。不錯,我看得出來她在尋求愛的滋潤,我也期望有一位如花似玉的知心伴侶。在這無涯的海上,漫漫的旅程,沒有外來的干預,兩顆心已經連繫在一起,還有什麼好怕的呢?
  實話實說,對我而言,該怕的實在太多了。我覺得這份甜密來得太容易,我們才認識幾天,而我又不是英俊瀟灑型,她這樣快就愛上我--假如我的直覺沒有錯的話--是不是因為旅途寂寞之故呢?萬一有一天,當有第三者闖入我們的天地,她也同樣能輕易付出情感,那時我該怎麼自處?
  也許有人不在乎,大不了另起爐灶,反正各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快樂。我的看法卻不然,如果男女之情真是這樣簡單,那又有什麼價值呢?如果異性間的吸引力只是生命延續的本能,在那種力量的驅使下,一時衝動的發洩,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。人生真正有價值的事物並不多,唯有在理性認知的基礎上,男女之間所建立的互信互諒、持久永恒的感情,才是難能可貴的。
  由於我太珍重這種情誼,不願輕易付出。一旦付出了,我會毫不保留,把自己整個的生命徹底投入。在這種情況下,我怎能不謹慎小心,以免誤人誤己?
  其次,她實在是美,美得令我目眩,她有著歐洲人種的輪廓,明朗而勻稱。又有著東方人的柔和,嬌巧而可愛。她應該高高在上,任我供奉、瞻仰、膜拜,但我自己知道,絕無這種可能。要達到那種地步,必須要有錢,我不會賺錢,也不願自作踐,把自己的生命化為甘露,只為了灌注一朵美艷的鮮花。
  還有,就是每當她有意無意地靠近我時,那陣蝕骨的清香,酥溶了我無助的靈魂。她的眼、她的唇、她那脈動的心跳,在在吸引著我顫抖而難以控制的手,去摟抱那慢慢靠近的纖腰。這一剎,我感覺到手心冒汗;我忘不了被拒絕的難堪;我又怎能在她雪一般純白的身上,留下一片片撣之不去的污垢?
  我痛恨自己的迂腐,每次在她的眼中都看到了自己的無能、無用,老天,我該怎麼辦呢?眼睜睜的看著這段美妙的良緣就此錯過嗎?人生有多少機會容我浪費?我所怕的,難道不是自己的幻想嗎?假如她真愛我,願意陪我吃苦受罪,支持我,鼓勵我,並肩邁向追求理想的前途。我怎能僅以一己的主觀,就認定她不適合我?
  我決定先把自己的觀念灌輸給她,而且在這段時間內儘量保持距離,以免被感情的洪流所吞噬。
  最初,她好奇地聽著,偶而也會問上幾句。但是,她究竟太年輕了,憧憬的是充滿歡樂、無憂無慮的美滿人生,她並不同意我的看法及做法。漸漸地,她開始避免與我獨處,在失望與懊惱的啃噬下,那種熟悉的哀傷又開始向我襲來。正當我還想再次努力,與感性妥協時,船上一位制服白淨的二副,已經與她儷影雙雙。我知道,又是該品味那種銘心的苦澀果實的時候了。
  對這件事,我除了有一絲遺憾外,心裡並不懊惱。難怪尼采給女人下了「長頭髮,空腦袋」的定論,為什麼女人外表看來靈慧乖巧,大腦卻是一竅不通呢?如果找不到一位能夠瞭解我的女性,我寧願打光棍終老。總不能只為了眼皮的供養,只為了性的需求,就把自己的信念埋葬在長髮堆中吧!

  十月十日船過印度洋,船上的中國籍船員主辦了一次「中華民國慶生會」,凡是從香港上船的中國人都出席了。奇怪的是,從台灣來的,卻只有一家姓劉的大小五口,和我一個人參加。
  我問主辦的船員,是不是有人沒有通知到,那船員說:
  「怎麼會沒通知到!前幾年還好,最近一次比一次糟,你們台灣人實在很奇怪!」
  另一位忙過來打斷他的話:「管他們呢!別多說,免得又鬧出糾紛。」
  我一頭霧水,由於會場中大家都很忙,也就將這事置之腦後。
  誰知晚會剛開始,門口就一陣大亂,我聽到前面有人喊道:「快把門關起來,他們要衝進來了!」
  剛才那位船員則躲到一邊,直說:「真丟臉,真丟臉。」
  當時我與佐治正在準備攝影器材,一看情形不對,手裡還拿著照相機,便跟著一位荷蘭籍的大副和與娜塔夏要好的年輕二副,一同走了出去。
  門口站著一個人,手持一面招牌,上面寫著:「台灣國獨立萬歲」。另外還有一些人則圍著船員吵鬧不休,堅持要同時舉行「台灣國慶生會」。這些人我都認識,只是平常不大來往。我覺得很奇怪,什麼時候居然有了一個「台灣國」?
  其中一位叫小魏的,畢業於台北工專,我們的舖位相鄰,偶而也曾聊聊天。我正想過去問問他,哪想到他一看到我,竟然大叫:「你們看!國民黨還派了特務來照相!」
  那夥人立刻揮臂喊打,我忿於小魏胡亂栽贓,立刻衝到他面前,質問他道:「你剛才怎麼說的?」
  他見我來勢洶洶,氣先洩了一半,說:「你為什麼給我們照相?好寄回台灣去?」
  另外幾個也圍了過來,七嘴八舌地說:
  「特務!」
  「把相片撕掉!」
  所幸底片剛裝上,我立刻把相機打開,取出底片,高舉著說:「你們自己看,底片剛裝上,有誰照了相了?」同時我對小魏說:「你要不是有意栽贓,就是做賊心虛。」
  「你敢罵我是賊?」
  「那你為什麼誣賴,說我給你們照相?」我一點也不示弱,這時場內的人也都出來了,我們人多勢眾,還有幾個船員在一邊磨拳擦掌。
  「我沒有看清楚。」
  「那你就血口噴人?老實說,我相信國民黨還不致於怕你們幾個搞台灣國,你們哪一個沒名沒姓?我如果是特務,一封信就夠了,還用得著照相嗎?」
  「你威脅我?」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,國民黨的特務做得的確成功,他後面撐腰的人都不敢出聲了,一個個面有懼色。
  「我是第一次聽說天下有個台灣國,不過我很佩服有種的人!你們要搞革命,搞革命就不要怕流血,不要怕被迫害,不要離開要革命的地方。要是怕,就不要充英雄,事情做了,遲早會被人知道的。」我很瞧不起敢做不敢當的人。
  前面那個招牌首先倒了下來,後面的人也竊竊私語,剛才那些勇氣都不知到哪裡去了。小魏只好解釋說:
  「不是我們搞革命,台灣國在日本…」他這話一出,香港來的那些中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有人打趣說:
  「原來是日本人的傀儡政府,怎麼?你們打算到巴西成立『台灣國大使館』?」
  這時那位年輕的二副出面說:「你們要辦什麼慶生會不妨自己去辦,但是不要來搗蛋,在這條船上,我們有權維持治安。現在在國際公海上,不管你們是什麼國的國民,我們都可以辦!」
  「你敢?我們花了錢坐船的!」有個人舉著旗子要打那個二副。
  那位荷蘭大副見了,用他半生不熟的英語,大聲恐嚇。並且表示,到了伊莉莎白港時,要將鬧事的人趕下船去。
  到底是外國人的話有效,此語一出,那些人只好偃旗息鼓,一個一個地走了。
  我還是不懂,便把小魏拉到一邊,問他:「怎麼有個台灣國?我從來沒有聽過。」
  他的態度和緩了許多,但還是滿心的不甘願,說:「你是內地人,當然不知道。」
  「你是說台灣人都知道了囉?」
  「我也是到了日本之後才知道,你們國民黨太壞了,逼得我們要革命。」
  「你要革命我不反對,國民黨有缺點也是事實,可是中國永遠是中國,你們是革政府的命,總不會是革中國的命吧?」
  「我們不是中國人!」他斬釘截鐵地說。
  「你不是中國人?那麼怎麼才叫中國人?」我大吃一驚,居然他會有這種想法。
  「我是台灣人,不是中國人。」
  「我也可以說『我是湖北人』,但是,我卻不能說『我不是中國人』呀!」
  「當然可以,只要你們有湖北國。」
  「你的意思說,只要政府不理想,人人都可以任意獨立成國了。」
  「當然,現在是民主時代,為什麼不可以?」
  「我不懂,為什麼民主時代就可以?」我誠懇地向他請教。
  「因為我可以作主呀,我恨中國人!」
  「恨中國人?老實說,我很恨一些官僚,但人怎麼能恨自己的國家呢?」
  大概是他看我態度還好,便也和悅地對我解釋:「你知不知道二二八事件?」
  「不知道。」
  「那你當然不懂了,二二八,是內地人屠殺台灣人的日子。」
  「什麼?屠殺台灣人?」我聽了,覺得匪夷所思。
  「是的,在日本時,我聽他們說死了幾十萬人。」
  「在日本聽說?你原先也不知道?」
  「知道一點,但是不清楚是為了什麼,這次我才瞭解,原來是你們內地人安排的陰謀,打算消滅我們台灣人。」
  「要消滅台灣人,意思是說把你們當作敵人?」
  「是的,所以我們要獨立。」
  「那我又糊塗了,我從小學到大學,沒有見到任何把台灣人當作敵人的例証呀!」
  「我指的是過去,後來因為在日本有了台灣國,所以國民黨就怕了。」
  「這點我不能苟同,國民黨的作為確是有偏差。但是,我不認為在一個家庭中,家長不好,子女就可以鬧著要改名換姓。」
  「那是你的看法,我有我的權利,我愛姓什麼就姓什麼。民主時代,人民才是主人,誰也管不著!」
  這個時代,人人假「民主」之名為所欲為,也難怪趙先生認為「天下大亂」了。這種民主行得通嗎?假如中國各省各地都獨立為「國家」,甚至只要世界各國的人民對他們的政府不滿意的話,都能獨立為國。那時,只怕「國際糾紛」層出不窮,不僅世界安寧無望,甚至全人類都將捲入國際戰爭的漩渦中。可是,這種道理他能懂嗎?
  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迅速,本地人因擁有土地資源而致富,逐漸掌握了工商業,成為新興的社會力量。我認為國民政府最大的錯誤,在於沒有長遠的眼光與氣魄,一味的遷就派系,任用私人,只求偏安,以確保既得利益。又利用愚民手段,高壓控制,以致特權份子當道,社會風習敗壞,民心渙散。
  長此以往,不滿的情緒必然逐漸高漲,匯為新興勢力。且不論其採用什麼手段,反對者終將成為社會的主流。可是,只因政府舉措失當,動輒就要獨立成國,這種近利短視的態度,我卻難以苟同。
  可是小魏卻認為中國人口太多,幅員太廣,只有一個中央政府,等於是剝奪了他們做總統的機會。既然現在是民主時代,理應人人都可以當官,而國民政府偏偏不容他們分權,所以不如乘機獨立。
  到巴西後,我才發現持有他這種觀念的人比比皆是。他們認定「人人為己」是天經地義的真理,民主制度之可愛,就在於官吏由人民選舉,人人都有升官發財的機會。因此做官不是為了服務,而是為了發財,發財則是人生幸福之所繫。
  不論中國人也好,外國人也好,在這個民主時代,人總是誤把政權當作追求幸福的手段,而罔顧現實,以致變亂層出不窮。有人乘機嘩眾取寵,將政治舞台當作交易場所;有的更運用權術,將政府視為私產,為所欲為。
  政治是治理大眾的事務,目的在為大眾謀取福利。任何一個政體都有其特殊的環境及背景,任何一種制度,能適應某些人,就不能滿足另一批人。有能力者希望不受政治干擾,以求自我發揮。沒有能力者則依賴團體的力量保護他們,給予他們生存的機會。
  所謂的民主制度,只能實現在一種條件下,那就是大多數的人都能夠獨自謀生。人民知道如何去維護自己的利益,用立法、制度,並以妥協的手段,使得同一社會上的人都能夠共存共榮。果真,這種政府不可能有權,也不會圖利他人。自然而然的,人們若要想發財,做生意就是,不必走政治這條路。如此一來,政府成為單純的服務機構,人民才是主體。
  任何事物都有正、反兩面,這種政府因為沒有力量,作為一個蕞爾小國,與世無涉,人民倒也能安享天年。然而一個疆土廣大,人口眾多,文化背景複雜的國家,就免不了需要一個有權有力的政府。否則,各地方之自然資源分配不勻,人民貧富懸殊,社會將永難安寧。
  這種國家尚得擁有雄厚的知識及經濟力量,而且永遠領先群倫,才能保持不墜。否則一旦經濟失控,人民只顧己身利益,社會必然亂成一團。
  如果人民把民主政治當作登龍攀鳳的手段,那麻煩可就更大了。因為人性自私,私心難一。不論是什麼人,只要會嘩眾取寵,去騙取貪圖近利者之選票,就能魚躍龍門。這一來,在國家廟堂之上,必然魚龍不分,那是什麼一個境況,不喻可知。
  政權只是在人類滋生繁衍後,由於人與人的矛盾衝突增加了,需要調解處理,因此而逐漸形成一種具有控制實力的群體結構。只要人類社會的變遷不停止,政治的型態也就會因時制宜不斷改變。有些問題解決了,新的問題又跟著產生。明確地說,只要有人,就會有問題,只要有問題需要解決,就有種種複雜的結構。
  人類的幸福原本建築在人體既存的結構上,真要徹底解決人的問題,只有從瞭解人性著手。如果能瞭解人性為何,至少,每個人都可以認識自己,認識他人。有了認識,就可以根據認知採取適當的對策,以避免各種矛盾糾紛。至於環境,那只是人所適應的對象,不先尋求瞭解自己,怎能瞭解環境,不瞭解環境,又能適應什麼?
  繞了半個地球,我總算有了粗略的認知,我真正需要瞭解的,是一個人如何能在現階段的社會中得到幸福,以及什麼是幸福。前者牽涉到一種制度或者是手段,我不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知識解答。而後者才是人心中根本的結,幸福只是個抽象的名詞,如果不能明確的定義出來,則人人追求的幸福,不過是「鏡花水月」罷了。

  船泊在伊莉莎白港時,還發生了一件很值得省思的事。國家與個人之不可分,可見一斑。那些自稱台灣國開國元老的朋友,在過了新加坡後,每次上岸觀光,都要揹著一面克難的「台灣國」國旗,幾個人成群結隊,頗有到異邦「宣揚國威」之狀。
  哪知南非實行黑白分離制度,把人種劃分為四級。最高級是白人,不論國籍;第二級則是經濟力量龐大的日本人,中國人沾了黃皮膚之光,外來的客人可以「暫充」第二級;本地的中國人大半經營洗衣業,與褐色的印度人以及南洋各國的黃種人,統一視為第三級;黑種人忝居末位,為第四級。
  各級分類的目的,是為了「住、行」方便,以資黑白分離。凡是屬於三、四級的人種,都要強制隔離,以免讓最高級的白人噁心。
  中國觀光客不論是來自中國的哪個地方,一向都能勉強受到優待,與白人坐同樣的交通工具,進白人喜愛的餐館和旅店。這次台灣國的國民,因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,而當地的警察又不知台灣國出自何典,因此把他們視為來自南洋島國的第三級黃種人。
  我從來不上岸觀光,主因是口袋已經光光,不能再光了。他們遭遇了什麼,我也不太關心。只是一路上聽他們把南非罵得狗血淋頭,甚至於有人揚言,一旦台灣獨立了,第一件事就是要開除南非的國籍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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