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、大寒 樂隊、花蓮、代溝、出國
在康樂隊這段期間，才真正享受到天堂的情境。每週約有三、四次演出，吹來吹去只有那幾條歌，連排練都可免了。隊上有四位駐唱的女歌星，都能歌善舞，此外還有一位魔術師，兩個說「相聲」的和一位專門耍寶的「阿丁」。至於樂隊卻是寒酸得可憐，只有一位鼓手，一位「沙克斯風」手，有時加上二胡和笛子手，以及我這位喇叭手。
當時娛樂項目有限，因此這種節目還相當受歡迎。我們跑遍了台灣各地，最遠還到過澎湖。每場演出後，總會有些宵夜費，大夥便到當地最負盛名的夜市大快朵頤。真是吃喝玩樂樣樣俱全，叫人樂不思蜀，渾忘了自己是在服兵役。
我第一次遇到裝甲部隊的大家長蔣緯國將軍，是在一個重要的宴會上，主客好像是位中東國王。師部命令我們全體樂師換上新裝，擦亮樂器，在席間娛賓助興。
宴會那天早上，蔣將軍突然指定要演奏國樂，一道命令下來，隊上可全慌了手腳。名義上我們有國樂隊，但平時根本沒有練習過，每次有需要時，總是向別的康樂隊借調。
現在火燒眉頭，隊長、副隊長都出動了，一直忙到中午。不幸這幾天國樂隊特別搶手，不論是軍中或是民間，哪裡都借不到人。隊長急得冒汗，我們隊上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，這算得上什麼國樂隊？可是又有誰會相信，堂堂中華民國的裝甲大軍，竟連個國樂隊都湊不出來。
有關我們大家長的神話，我聽得多了。他是先總統的次子，早年留學德國軍校，回國後協助建立了我國第一支裝甲部隊，現為本軍司令。他本人長相非常帥氣，經常軍裝畢挺，對部隊的軍容儀表特別重視。傳說當他集合訓話時，若發現隊形不整齊，他便會在前帶隊，穿著筆挺的軍裝，跨著整齊的步伐，率領全體官兵繞場跑上三圈。
他體力很好，可是卻苦了一些養尊處優的師長和幕僚們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全身虛脫，以致談跑色變。不止如此，他要求全軍都有高水平的知識，要對思想及國家有正確的認識。當然，這種要求完全合情合理，事實上卻另有苦衷，以致妙事叢生。
當時台灣的「充員兵」七成以上是農家子弟，他們所受的教育不多，大半只會說閩南話。而教育程度較高，會說國語的，早優先被空軍、海軍及憲兵挑走了，分到裝甲部隊來的不及三成。我們平時辨識他們的語言能力，就看各人左胸上別的色帶。綠色者會說國語，黃色是半懂不懂的，紅色則一概「免講」。
每次上「青泉崗」大禮堂開週會，就是各部隊提心吊膽的日子。因為將軍在作了精神講話以後，總要問問士兵們剛才所講的是什麼。可是能懂國語的不多，把全部綠帶子的兵士集中起來，也裝不滿半個禮堂。有些部隊甚至以軍官「化裝」，混在不會說國語的充員兵中，企圖魚目混珠。
最管用的妙策，還是「考前猜題」，一種升學競爭下的副產品。根據統計，將軍所問的題目，常是簡單如：「我們的領袖是誰」？「我們奉行的主義是什麼」？等等。因此，在週會前，根據當天將軍的演講題目，一些軍師們便研判情況，列出一張問答，人人惡補，背背「標準答案」，多半可以過關。
聽說有次沒能混成功，出了大洋相。將軍在盛怒之下，師、團、營、連、排長統統記過處分。那是在將軍剛講了一個國際現勢的題目後，隨手指了一位充員兵，問道：「我們的敵人是誰？」
那位充員兵按照「標準答案」，用頗不順口的國語大聲說：「偉大的蔣總統！」
所以這次將軍指定要用國樂，可急煞了上上下下，弄個不好，人人記過。我擔心的倒不是記過，只怕將軍一火之下，帶著我們樂隊的男男女女，手抱樂器，身著戲裝，繞青泉崗跑上幾圈，不知那位國王閣下看完熱鬧後，心中作何想法？
隊長滿頭大汗，急召大家開會，徵求良策。
我們副隊長一向足智多謀，這時也愁眉苦臉地說：「總司令又不是不知道我們的水準，怎麼突然在這個節骨眼上，出這個難題呢？」
隊長看看手錶，說：「還有整整六個小時，大家快想辦法。」
「隊上能湊得出的樂器，計胡琴一把，二胡一把，竹笛一支，洞簫一支，木魚一個，木響鈴一付。能上場的只有二胡和竹笛兩員，木響鈴本人可以爛竽充數。本軍國樂團劇務報告完畢。」說話的是樂隊的劇務，平常專說相聲。
「我可以吹洞簫。」吹沙克斯管的老陳自告奮勇。
「那只差胡琴和木魚了。」隊長鬆了口氣。
「那可差得遠呢，木魚是西樂的鼓，胡琴就是小提琴，沒主奏樂器，還奏什麼？」劇務說的是地道京片子，一點不錯，隊長也不是外行，他急得站了起來。
討論了半天，不外如何去找人手。而這麼重要的宴會，為了安全理由，又不能隨便找些閑雜人等來。隊長一面唉聲嘆氣，一面看錶，時間飛逝，誰都沒了主意。
我本來不想管閒事，事實上也管不上，但是出點主意說不定有幫助。我曾經玩過小提琴，拉來有如殺雞殺鴨，但充充場面總還可以。我就說：「其實只要有主奏樂器也可以充數，我建議把胡琴讓給拉二胡的老王，再用打鼓的阿黃來敲木魚…」
「不幹！不幹！」老王喊著。
「不行！不行！」阿黃叫著。
隊長卻高興得跳了起來：「好主意，到底是喝過墨水的，就這麼辦！只是，還得找一個能拉二胡的才行。」
我說：「只要老王能對付，我拉過小提琴，雖然不好，至少還可以充充場面。」
於是國樂隊匆匆成立了，就著我們都會的幾首流行歌曲，拚命苦練。老王只是不肯自找麻煩，他拉胡琴的功力和拉二胡差不多，我也能勉強湊和，尤其是會討巧，只拉第二部。苦的是阿黃，鼓還能打，可是把木魚當鼓敲，響是夠響了，但聽來聽去，都像是雞蛋炒肉絲－－沒有魚味！
時候到了，青泉崗上的「官兵俱樂部」前車馬雲集。參謀總長、總司令一個個肩上星星閃閃發光的國軍將領，以及身著各種罕見禮服的外賓，紛紛就坐。我們國樂隊也悄悄的奏起了如泣如訴的「管吹絃拉」，好在席上杯觥交錯，歡笑之聲壓倒了我們的噪音。大家深信，這一劫算是逃過了。
我注意到在座有一位很瀟灑的中年將軍，常常對我們漫不經心似地投以一瞥，又繼續說笑。
我悄悄問老陳：「我們司令是哪一位？」
「就是常常看我們的那一位。」他也注意到了。
「我看情形不妙。」
「天塌下來也不會落在你我頭上，怕什麼？」
晚宴完畢，撤去殘席，再將座位一字排開，成了舞台形式。我心想，這下完了。
我們準備的幾首曲子已經重複到第三輪回，再下去就是第四回合了。前面賓主剛一坐定，我們的司令蔣將軍就越眾而出，做手勢止住了我們的演奏。
將軍面對貴賓說：「陛下、各位貴賓、各位長官，末下代表本軍全體官兵，向大家致以至高無上之敬意」。說完行了一個隆重的軍禮，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，將軍又說：「現在，本軍捷豹康樂隊將以敝國獨特之國樂，謁誠款待佳賓」。
場下又是一陣掌聲。
隊長忙叫我們演奏「晚霞」，那是我們最熟悉的一首。老王暗唸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大家小小心心，跟著胡琴拉吹起來。
演奏到一半，將軍站了起來，向我們走過來。這時人人緊張，個個手軟腳酥，音樂聲漸漸停頓了。
將軍回身向貴賓說：「很抱歉，時代進步了，本軍的樂隊只會演奏時下流行的歌曲。而且本著裝甲兵的精神，都成了進行曲，還是末下來獻醜吧」！說著他把阿黃手中的木魚接過來，對我們說：「速度要慢一點，跟著我，來！一、二、三！」
的確不凡，木魚「點」在後半拍上，「倫巴」的節奏便油然而生。大家在慌亂中一一跟上，不一會，那種「圓、俏」的味道，就在木魚的點滴聲中流露出來，韻味盎然。
一曲既了，在大家熱烈的掌聲中，又表演了幾支曲子。將軍像是在指揮部隊一般，不時說胡琴聲太大了，二胡和聲太小了，或是笛子走了拍子。果然，一點點小小的變化，就賦與了原來如「雞喊狗叫」的「雜聲」一些音樂的生命，變得悅耳起來。
自我到隊上迄今，這還是第一次有個教練，剎時就把樂隊調教得有板有眼。如果把他調到樂隊來豈不更好？說不定可以環球演奏、聲揚國際哩，我不禁大作白日夢。
沒有人被記過，也沒有懷抱樂器、身著戲服跑操場的盛況。但是將軍交待下來，說我們水準太差，有失本軍的聲望。
在康樂隊期間，還有一件事深深銘記在我心中，一刻也不能忘懷。這件事說明了人的意志力遠勝於一時的勇猛，只要不屈不撓，熬到最後，勝利終將到來。
我們的副隊長是本軍有名的狠人，他身材極為碩壯，蠻力驚人，誰都怕他三分。
一天，有個綽號「南天王」的小個子，被遣送到隊上來。據說還是個危險人物，特別指定交由副隊長看管。
南天王一到隊上，就和副隊長卯上了，一言不合，兩個人上後山打了一架。打完後，副隊長先回來，若無事然。過了很久，才見南天王滿面青腫，身上血跡斑斑地出現了。他一句話也不說，倒上床就睡。我們以為事情已經擺平了，誰也沒放在心上。
第二天一起床，南天王就對副隊長說：「走！」
副隊長眉毛一抬，說：「昨天沒有教訓夠？」
「走著瞧吧！除非你我之間，有哪個先死，否則！哼！我們沒完沒了！」
我們聽了，都感到一股涼意。
副隊長哼了一聲，一副不屑的樣子，兩個人又走了。
過了大半天，副隊長滿身是血，先回來了，面上帶著得意的笑容。南天王則到中午時刻才回來，已經不成人形。和昨天一樣，爬上床倒頭就睡。
第三天，南天王掙扎著爬起來，又對副隊長說：「走！」
副隊長楞了一下，說：「你真不怕死？」
「怕死？有種你殺了我，否則，我會把你宰掉！」
這樣一連過了幾天，南天王眼睛都快瞎了，腳也跛了。一隻手用袖子兜著，沙啞著嗓門，悽厲地嚎聲，還是喊著：「走！」
副隊長早已是強弩之末，他半夜常爬起來偷偷地查看南天王的傷勢。他再狠，打死了人自己也得陪上一條命。我們誰都不敢勸，上節目時大家也心事重重，再打下去，悲劇眼看就要發生。
副隊長瞪著南天王，南天王則露出魔鬼般的獰笑，彷彿是地獄的烈火在他心底燃燒。他臉上的血塊有如火山的熔石，黜黑的裂痕下面被覆著鮮紅的嫩肉，只要手指輕輕一戳，熱血立將狂噴而出。
女同事們躲在門後，又好奇又害怕地捂著臉偷看，大家屏息凝望，四周一片岑寂。
到底副隊長是個聰明人，他一再思量，知道這樣下去，必是兩敗俱傷的局面。拳頭雖狠，卻打不倒堅強的意志。最後他終於屈服了，當著全軍各地的「龍頭」，向南天王道了歉，隆重的宴開十數席，才化干戈為玉帛。
康樂隊不屬於軍中的正規編制，就像各種球隊一樣，完全看部隊指揮官的喜好而定。要把康樂隊辦好，經費必須充裕。因此，我們除了每週兩、三次的例行勞軍演出外，還爭取在各種場合公開表演。
我們總共只有兩套節目，別的康樂隊也和我們差不多。唱幾支歌，來點相聲、耍寶，再加上雜技、魔術，一個多小時就打發掉了。好在跑的碼頭多，由北到南，加上外島，同一個點一年才輪一次，待輪到時誰也不記得上次是什麼節目了。
有一次，我們在台北圓山兒童樂園表演。聽說有些行家到場，隊長臨時要我唱英文歌曲。我以前也唱過幾次，但都是在偏僻的小地方，難得有幾個人懂英文，就當作是打雷給鴨子聽。我一個人抱著吉他，自彈自唱，自欣自賞，自得其樂。可是，台北究竟是台北，唱得好壞還在其次，主要是熟人太多，一旦我賣唱被發現了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隊長搬出「軍令」來壓我，不得已，滿心委屈，哪知一出場，麻煩就來了。
我選的曲子是電影「北國尋金記」的主題曲North to Alaska ，照理我應該先把吉他揹好，一上場就唱。為了表示抗議，我先把弦鬆了，上場才開始整理吉他。弦調好，帶子也很亂，糾結成一團。我好不容易將吉他掛上肩，眼鏡卻幾乎被擠掉，心理一緊張，糟！歌詞忘了！
腦中一片空白，又不能叫停，我只好順著調子，胡編些阿伊嗚耶啊了事。散場後，阿黃帶了一位「合唱團」的領班來找我，希望我退伍後參加他們的合唱團。我很禮貌地回絕了，他則以專家的身分，惋惜地開導說：「其實，你唱得很不錯，只是英文發音不準！改正了就好。」
沒多久，本隊的經費被削減，面臨了解散的危機。由於捷豹康樂隊歷史很久，軍部也捨不得讓它就此煙消雲散，所以著令本隊「自力更生」，只有現職軍人保留編制。
這意思是說，除了我們在職軍人軍餉照舊以外，其餘歌星、魔術師等人的薪資及其他開銷費用得自行設法。還有什麼好法子呢？這些人一走，就再也找不回來了。大家合作多年，已經有了默契，再換一批人馬等於另起爐灶。
隊長擬定了計劃，打算與民間的歌舞團合作，全省巡迴公演，平分拆帳。師部別無選擇，只好照准。於是我們脫下軍裝，開始了「跑碼頭」多采多姿的生涯。
與我們合作的是「東方少女歌舞團」，他們只有十幾個山地少女，沒有樂隊，也沒有雜耍。卻擁有全省各地大城小鎮的演出合約，因此雙方一拍即合。我們幾個樂隊同仁，直到演出以後，才知道所謂少女歌舞團，演的竟是脫衣舞！
在上演之前，隊長便交待不要多問，到了他們的節目，隨便吹奏什麼都可以，只要有「聲音」就行。反正我們樂隊一向胡吹一通，什麼場面都能應付。大家說好每種樂器各來一段，以便節省體力，因為一天要應付四場，每場兩個小時！
初演是在彰化，我們心裡誰都沒有底，反正是見招拆招，怕什麼！他們的「節目」到了，只見全場燈光一暗，鼓聲響起。原先商定，我先來段小喇叭獨奏，難得有此機會，我竟然能在戲院中表演！
戲院中樂隊席的規模不差，有古典的浮雕，有昏暗的水晶吊燈。一道厚重的絨幕掛在前方，以致看不見整個舞台。既然任我自由表演，在這種情調下，舒伯特的「聖母頌」用清脆而嘹亮的喇叭奏來，一定別有一番韻味。
台下一片漆黑，台上只打著一個聚光燈，我閉著眼睛，陶醉在自己的樂聲中。這首曲子有幾個緊接的高潮，尤其應用「連滑音」從最低音拔上最高的主音時，需要相當熟練的技巧，這原本我在農學院每晚「抒情」的絕佳好曲。吹完第一段後，本應等待樂隊的齊奏，由於其他的同仁說好先休息，我只好自己再重複一遍那三句「聖塔馬利亞」…
突然間，我覺得喇叭被人「按」了一下，聚光燈也照了過來。我睜開眼睛，滿目強烈的銀光，什麼都看不見，耳中卻傳來滿場觀眾咯咯的笑聲，而且喝采不斷。這時，喇叭上似乎掛著一個曳長的影子，我下意識地去甩，但越甩越緊，台下的笑聲也越大。我顧不得再吹了，收起喇叭，背著燈一看。老天，竟是個黑色的奶罩！
自此以後，每當脫衣舞一開始，我立刻就開溜。
有次在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上演，觀眾不少，且大多數都是軍人。在人群中，我看到了一位農學院的同學，我一向自命清高，要是犧牲色相之事傳了出去，我這個臉要往哪裡藏？因此想找他解釋一下。
脫衣舞上場了，我忙溜到台下，從人群中擠過去，到了那位同學旁邊。台上正在丟這甩那的，我拍拍那位專心一志的同學的肩膀，他回過頭一看，只問了聲：「你也來啦？」立刻兩眼轉向台上。
自此以後我再也不擔心了，所有買票進場的人，沒有哪位是想來看看老同學的。
幾個月的碼頭生涯中，那些山地少女讓我感慨叢生，同樣是人，生活卻有天壤之別。她們都是自願來的，沒有人強迫，只因山地生活太苦，吃不飽、穿不暖。她們的月薪只有一兩百元，經常錢一到手，就花個精光。好在團中供食住，吃的尚不差，但住的卻是舞台、汽車上，有時甚至是任何可以容身之處。
她們都只有十四五歲，發育普遍不良，除了一位主跳者稍微有點身材外，其餘的在團中專跳「短腿舞」。且短短的腿上，都是紅斑爛瘡，讓人不忍卒睹。
至於脫衣舞則純粹是脫衣，甚至可說是剝衣秀，一點也沒有舞味。反正把衣服剝光了，再走到台前，扭來捏去地讓一些花了錢的醉翁來看個仔細。在那一剎那中，每個人眼中見的、心中想的，說是解剖示範倒差不多，算得上是娛樂嗎？
我認為娛樂真正的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水準，只有在解決了生存問題後，人才能講求生活藝術。在同一個社會中，也只有當絕大多數人都有能力追求生活享受時（包括提供娛樂的藝人在內，不僅為了娛樂別人，也為了滿足自己），即使是脫衣舞，也有「脫的藝術」與「舞的技術」。絕對不是僅僅剝光了衣服，任人瞪眼傻看，更不會有人花錢買票，只是為了參考一下別人的身體器官。
我成長在城市中，平素所見所聞都只限於身邊的人物、事件。我知道中國貧窮落後，只因教科書上如是說，至於什麼是貧窮落後，在沒有客觀資料的比較下，那不過是一種不太光采的形容詞而已。
自政府遷台以後，在安定的環境下，經濟逐漸成長，工商業興起了，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。一片繁榮的氣象，常令國人沾沾自喜，以為已經擺脫了貧窮落後的恥辱。甚至常聽到政府要員自詡，我們目前的生活狀況已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。
我總認為，拿現在的物質水準與過去的相比，是往臉上貼金的不負責任態度。任何手持一把槍的現代人，回到原始時代，不是都可以變成神明？物質文明堂而皇之地到來，舉世並沾其光，進步原本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。以當今昌明的科學，除非我們毫無羞恥，否則，擺脫貧窮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擺脫了貧窮，並不表示我們不再落後了。所謂「落後」有多方面的意義，從比較的觀點來看，只要有人在前面，只要有人比我們富裕，我們就相對的是「落人之後」。再從時代的立場看，不論多富有，無知、愚昧所代表的是教育的落後。社會及一般民眾思想封閉、趣味低俗，則是文化水準的落後。
過去中國農村是貧苦的，但卻不低俗，因為在傳統觀念的約束下，道德已成為大眾信奉的圭臬，人心純樸而安祥。托經濟發展之福而起的暴發戶，是領略不到純樸、安祥的價值的。狂妄自大已經麻痺了他們的良知，眼中除了錢，什麼都不認識。
人性與獸性本來沒有多少分別，道德就像根無形的繩子，在死板的律法之外，將人導向和諧康樂的大道。如今為了發展經濟，把道德拋棄一邊，其後果將是社會的破產。由於機會及環境不同，有人富足了，有人仍在生存邊緣掙扎。富足的人飽暖而思淫欲，本為人性之常，而那些力有未逮的，自然而然就淪為俎上魚肉。
如果單由法治的立場來看，這種事涉及人性，無從防止。由經濟的立場看，更不需要防止。因為不論人性獸性，都是刺激社會繁榮的原動力，道德操守反而會使得經濟難以推展。在今天這個舉世競相爭逐物欲滿足的時代，我們能夠例外嗎？在人類生存的過程中，純淨的精神文化與放縱的生活享受顯然無法並存，究竟哪一個更為重要呢？
我提不出答案來，貧窮是絕對應該擺脫的，而要避免貧窮，就不能不發展經濟。對一般人說來，如果沒有利益的誘惑，憑什麼要胼手胝足，辛辛苦苦的努力賺錢呢？既然有了錢，當然就要花用、享受。花在哪裡？享受什麼？如果沒有精神的需求，一個人除了肉體感官之外，還有什麼需要「侍候」的？
更惡劣的心態是為了表示自己有錢，為了爭取別人羨慕的眼光，酒池肉林、無所不用其極。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大型的染缸，人人稱羨之餘，競相效法。甚至有人在辦喪事時，都要高價請人來段銷魂艷舞，才能令活者順心，死者瞑目。
由這些山地同胞身上，我看到了人間社會陰暗的一面，有一陣子，我曾想去山地為他們服務。可是，即使我盡一生之努力，又能有什麼結果呢？如果世人永遠像這樣懵懵地生活著，找不到人生的意義，則除了只顧自己私欲，逞一時之快外，還能夠怎樣？對我而言，如果沒有明確的認識，恐怕自顧尚且不暇，又遑論服務他人？
這是人間基本的課題，其重要性遠超過政治、經濟。只要一天得不到答案，這種弱肉強食的情況就不會消失。我不必親眼目睹，這裡那裡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會有無數像她們一樣的可憐蟲，生生世世，永遠在無知、愚昧的邊緣掙扎。
退伍後，我開始準備面對自己的前途。在思想上我沒有找到一點頭緒，只是不滿意眼前所看到的一切。在方向上，我則決定了要從事電影工作，我認為必須先將技術準備妥當，一旦有了具體的觀念和思想，立刻可以利用電影作為鼓吹及推廣的工具。
回到家裡，父親一見到我，就說：「明天你到花蓮去，向成校長報到。」
「報什麼到？」我如墜五里霧中。
「你去花蓮農校教書！」
「我不願意去教書，我已經找到了工作。」我不打算告訴父親有關電影的事，他不會瞭解，更不可能同意。
「不教書？你還能做什麼？」
「請您不要操心，我有工作了。」
「膽大包天！你以為大學畢了業，就可以自己作主了？」
「我不是這意思…」
「那麼明天就走！」
我當然可以反抗，可是，看到父親的神態，他一天天地老了。而我還年輕，未來的時間全在自己的掌握中，急什麼？我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。
記得有一則笑話，說一個十惡不赦的歹徒，死後下了第十八層地獄。正當他後悔當初不該壞事做絕，以致落到今日的地步時。突然聽到下面一層還有聲音，他大為詫異，便敲敲地板，問道：「喂！你是什麼人？怎麼會比我犯的罪過還要重呢？」
下面的人長嘆一聲，說：「我是教書的，閻王說我誤人子弟，罪加一等。」
我不想誤人子弟，不盡責的老師已經太多了。今天既然輪到自己忝為人師，就該痛定思痛，好好負起責任來。
我被任命為初二的導師，教他們代數、理化，此外還教初三的英文，一週共有二十個鐘點的課程。這些正是讓我在附中初二時降級的科目，無巧不巧卻成為今天的挑戰。
教學相長，這句話的確言之不虛，我從頭把課本研究透徹，才發現自己有很多地方其實是一知半解。為了增加學生的興趣，我又準備了很多引人入勝的題材，滿以為憑這些就可以調教出一些出類拔萃的人材來。
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山地學生，我原先還怕他們水準太差。但根據學校發的導師手冊，以往的成績記錄，全班平均分數竟高達八十五分！而我身為他們的導師，一輩子都不曾夢想過有這種成績。
戰戰兢兢地上了一天的課，自我檢討後我認為應該教得很不錯了。同學們仔細地聆聽，一動都不動，從上課到下課，身體坐得挺直。每當我問他們：「懂不懂」？他們都是異口同聲地回答：「懂！」
第二天，我也還滿意，只是感覺到缺了些什麼。我曾挖空心思的說了些笑話，而在那些如同木雕泥塑的優秀學生臉上，卻看不到一絲反應。是不是我失去了幽默感？再不然是此地民風樸實，大家接受不了？因為不僅是我那一班，班班如此，每一個人都睜大了眼睛，一副聚精會神的模樣，分明是努力認真地在聽課。
第三天，我決定試探一下學生的反應，那是堂代數課，我找了幾個學生到黑板前解幾個方程式。他們很聽話，每個人規規矩矩地走上講台，拿起粉筆，然後就呆呆地凍結在時空之窗裡。我等了很久，沒一個人動筆寫一個字！換了一批又一批，一個個乖乖地走上去，又一個個乖乖地走下來，也沒有一個人表示他不會！
我好像墜入了一場奇異的夢境，是真？是幻？為什麼平均八十五分的優秀學生們，沒有一個人能解這個剛剛教完的方程式？如果說我的教法不對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提出意見？更令我不解的是，為什麼這些學生就像機器人一般，乖乖地走上走下，連一句：「我不會做」都不肯說？是不是我神智不清，扭曲了眼前的景象？
我一直提醒自己，冷靜一點，先認清事實再說。到班上最後一位學生離開了講台後，我才耐著性子，向大家問道：
「我講的課你們懂不懂？」
大家又是異口同聲：「懂！」
「既然懂，為什麼沒有人會做呢？」
沒有人回答，一個個瞪著我，好像覺得我這人很奇怪。我便把班長叫起來，要他告訴我是什麼原因。
「以前的老師要我們這樣說。」
「可是你們真的懂嗎？」
「不懂。」
「不懂為什麼不問呢？」
他不說話了，為了要弄清楚他們到底哪裡不懂，我開始把那個方程式一一分解。每提一段，便叫不懂的同學舉起手來，結果是到我解完時，全班學生的手都高高的舉著！
問題在哪裡呢？問他們就像在對石頭說話，我便由最簡單的公式講起，沒有人懂！一直講到最後，才發現他們連基本定義都不懂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初中二年級了，連這些定義都還不懂，要我怎麼教？
無可奈何，我由假設的命題講起，再問，他們仍然不懂。
我火大了，再把班長叫起來，強忍著性子說：「請求你好心告訴我，從哪一句話，或是什麼地方開始，讓你不懂的。」
他想了半天，嚅嚅地說：「老師寫的我不知道是什麼。」
黑板上只寫了幾個英文字母及數學符號，我心中一驚，想到一個最不可能的可能：「這是英文呀，難道你們連英文字母都不會？」
「不會。」他肯定地說。
天哪！這是什麼中學？為了求証，我又問大家：「認得這些英文的請舉手。」果然，沒有一個人舉手。
「認得這些數學符號的請舉手。」也沒有人舉手，我再說：「不認得這些數學符號的請舉手。」全班都舉了手。
這些學生，除了會舉手，連加減符號都不認得！那麼九九乘法表呢？班上會的不到兩成，數目字呢？居然認識的也不過五成！
下課後，我直接去找成校長，他也曾是父親的部屬。我開口就說：「成校長，我教不下去了。」
「不要急，是不是學生水準很差？」
「不是很差，根本他們連小學都不應該畢業。校長知不知道，初中二年級了，他們連數目字都不認得？」
成校長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當然知道，可是沒有辦法呀，這些學生大部分是山地人。政府為了輔導他們讀書就業，特別派人到山地去，請求他們來讀書。一切都算公費，他們還是不肯來，因為他們從小就得做工、打獵，家裡少一個人，就少一份收入。最後還是把公費挪些給他們貼補家用，才把學生請來的。」
「那麼他們來了，就該好好教呀！您不妨看看成績單，平均分數八十五分，上課只會講一個『懂』字，這又能學到什麼呢？」
「這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政府規定，如果成績不好，就要送他們回去，所以只得分配分數。至於教，那是你們做老師的責任了。」
「不錯，教他們是我的責任，但是教小學生有另外一套方法，我不知道從何下手。再說他們真不願讀書，也該尊重他們的志願呀，這種辦法不見得真對他們有幫助。」
「我看你還是委屈一下，這裡環境不錯，你就讀自己的書吧，別的老師不是教得很愉快嗎？年輕人，還是忍耐忍耐的好。」
成校長說的一點也不錯，花蓮農校在花蓮市郊的一個山坡上，環境幽美，青草遍野，綠樹成蔭。除了令人心暢的和風，就是輕靈悅耳的鳥語。當時台灣到處在加速開發，難得看到這種尚保持著純真的處女地。同事也紛紛勸我，這樣的生活多麼自在，如果學生程度高，老師可就不好當了。
有的老師在此養老，年紀輕的則勤讀英文，準備留美。我無所事事，又閒不住，就自願擔起學校的籃球教練。本來球隊濟濟無名，沒人管也沒人教，校長為了安撫我，就如此這般決定下來。
由於山地學生體力充沛，我便專教他們快攻。每次後場一發球，己方球員就分兩組，一組在中場接應，一組直奔底線，一有機會就吊傳籃底。這一招非常有效，不論對手多強，我們每次得分都不會超過十秒鐘。教了不到兩個月，就一再打敗花蓮各個強隊，甚至於「灌」了當地社會組冠軍二十來分。
球隊出名了，體育老師就眼紅了，校長被他吵得無可奈何。好說歹說，最後解除了我的教練權，而球隊的快攻也失靈了，又恢復了原來不生不死的狀態。
那時正值我精力旺盛、青春難捺的年歲，對異性的需求非常強烈。但因為沒有機會，時常掙扎在自己生理壓力下，心神難安。有位光棍教員，為了找人作伴，死拉活拉地帶我去了一次「綠燈戶」，那是政府核准的賣春場所。
平心而論，我很想體驗一下日思夜想的性生活，因為除了夢遺外，我沒有任何性的經驗。尤其是與小妹在一起「廝磨」的刺激，曾令我血脈賁張，心癢難熬。可是我不敢逾越她的防線，每次都在靈肉之間奮力掙扎，苦不堪言。
更糟糕的是我太重視心靈的感受，即使在幻想中，我也有特定的對象以及特殊的氣氛。不要說是妓女，連一般女孩能讓我看中的也不多。
在長時期的蘊釀中，正因為珍視這種強烈的感受，我認為與特定的異性，應該有種相互投入、心神交匯的共感，這種私密性只能屬於兩個人，不能與第三者分享。因此，我要將這第一次的機會保留下來，直到有了適當的對象，再作純潔無疵的奉獻。
那位同事的看法正好相反，他認為性和吃飯一樣，只是一種生理需要，我把性看得太神聖，根本不切實際。這種說法本不值一辯，各人有各人所重視的觀念，我不反對他去吃另一種飯，他也不可能說服我隨便找個女人就可以上床。
但我有個很大的弱點，就是經常強調要體驗人生，追求真理。於是他批評我，說我自命純潔，如果不去體驗性事，怎能瞭解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？
這話說得有理，令我啞口無言，我所重視的是「自己的感受」，本就與他人無關。如果只為了表示自己的道德觀，只為了忠實於未來的妻子，那麼就應該放棄自己追求的目標，做一個正正常常的人算了。
我隨他到了一個相當有規模的場所，幾十個濃粧艷抹的女人坐在一旁，他一一地叫過來，我卻一個也看不上眼。最後他不管我願不願意，硬把我和一個「小女孩」推進一個小房間裡。
那個女孩一進去，便脫光衣服，就地一躺。
人生的第一遭，總難免充滿了憧憬，心理上懷著既神秘又興奮的感受，滿以為「飄飄欲仙」的時機即將到來。至不濟，我還可以用幻想鋪成錦繡大地，眼前是一尊如玉似脂的雕像，任我把柔情化為甘露。
詩中不是有嗎？「雲雨巫山枉斷腸」，那雲端的飄渺，雨中的清新，人生的巔峰！即令那只是詩，詩人總不會刻意欺騙吧？
然而在那一剎，我聞到的，是一股衝鼻的霉濕、騷羶的氣息。我看到的，卻是一片污穢不堪的地板，一個姿態非常不雅的「肉團」，成大字形地攤在面前。我驚訝得楞住了，我在做什麼？難道就是這樣「枉斷腸」？
她不耐煩地催我過去，叫我「快一點」！為什麼要快一點？這不是一種享受嗎？顯然不是的，至少她並沒有把這當作享受，我怎會傻得來到這裡呢？
幻想破滅了，我想逃出去，可是又充滿好奇。我不應該把幻想與現實混為一談，可能這才是人生的真實，只不過為了遮掩這種醜態，人才有了種種美化的掩飾。
猶豫了半響，我靦腆地脫了衣服，廉價的香水味塞滿鼻孔，眼前是一張放大的、惡形惡狀的臉孔。我暈頭轉向地、本能地掙扎著，對自己的行為充滿了厭惡。一會兒，那女孩推我起來，告訴我已經「完事」了，我如獲大赦，自始至終懊惱不已。
一週以後，我得了淋病，為了治病又是打針、又是吃藥。自此，我對性更是避而遠之。這次的打擊，知道的人雖然不多，我卻耿耿於懷，更不想在花蓮待下去。
我不想混一輩子，人生苦短，時間一去不返，一天沒有收穫，就白活了一天。教了一學期後，我毅然地辭去了教職，我不惜離家，也要和父親說明自己的理想與決心。
可能是成校長已經向父親解釋過了，所以當我提到要自己找工作時，父親只說：「找什麼工作呢？」
我知道一提電影就沒有轉圜的餘地，這時正好教育電視台開播，父親也買了電視機，每天收看，於是我說 「我想從事電視的工作。」
「電視！」父親驚吼著，由椅子上彈了起來：「你怎麼這樣沒有出息？大學都畢業了，還是一點責任心都沒有？」
「電視事業不是為社會服務的行業嗎？責任可重大得很呢！」
「你是學農的，應該從事農業！」
「是的，可是我雖然畢了業，農卻沒有學通…」
父親臉上冒著青筋，眼絲中發出了紅紅的怒光：「混帳！讀了四年書，花了你老子多少錢？你居然敢對我說書沒有讀通？沒有讀通就再給我回去讀！」
「爸爸，我不是學農的料子，再讀十年也沒有用！」
「那你就是白痴！」
「可是我對藝術很有心得。」
「豈有此理！那為什麼要去學農呢？不是浪費我的錢嗎？」
「爸爸忘了，我是要去學音樂的，可是您不准。」
「當然不准，那種沒有出息的事，哼！『唱歌的』！」
我知道，在老一輩的觀念中，在任何職業後面加一個「的」字，就表示非常的鄙視。這樣辯下去，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，不如用理性的態度相互討論，我相信一定會有結果的。
所以，我把話題一轉，對父親說：「記得爸爸是要我考電機的。」
父親臉色和緩了些，露出百般無奈的神色，說：「我們朱家沒有這個福分，有什麼辦法？」
「電視機是電機專家設計的，是吧？」
「可是你不肯學電機呀！你以為小時候裝裝收音機就行了？電視機可是一項大學問，大學就要學四年！」父親以為我開竅了，安心地坐了下去。
「是的，電機是個大學問，要學四年，可是其他的科系也一樣要學四年。」
父親沒有聽出我弦外之音，還在期望我「回心轉意」去學電機：「你現在去學，來得及嗎？你小時候對『科學』很有天分，現在都糟塌了！」
「因為我不懂學電機有什麼用處？」
「有什麼用處？你看，電視機就是例子。」
「電視機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「給人看呀！我們工作累了，可以輕鬆一下，有什麼新聞，立刻可以知道。所有進步的國家都有電視，我國才剛剛起步，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材。」
父親很有耐心地開導我，這是我們父子間極少有的現象，或許是難得有共同立場的緣故。只是我很遺憾，我們兩代之間的鴻溝太深了，為了自己的理想，我絕不能妥協。
「有了電視機，總還要有節目吧？」我又問。
「當然。」
「是不是『電視機』比『電視節目』還重要呢？」
父親猶豫了一下，他可能認為我還是個孩子，需要「教育」，所以說：「不能這樣說，都很重要。」
「那麼設計電視節目，應該和設計電視機一樣，是為國家及社會服務了啊！」我終於由父親自己的話中，導出了我要說的主題。
父親狐疑地望著我，打量了我一下，試探地問：「你不是想去設計電視節目吧？」
「爸爸，您不是常說『事無貴賤，人無高低』嗎？都是為國家服務，設計電視節目又有什麼不好？」
父親一聽，怒眼圓睜，立刻從椅子上跳起，大喝一聲：「混帳！沒有什麼不好，只是我們朱家世代清白，不能讓你污了門楣！好吧，你能說會道，你有本事，你要做什麼我不管，只是不要用我的姓！」
有了父親這句話，我就滿意了，反正為的是興趣，出不出名無關緊要。這時莊靈在台大視聽中心工作，正好中心需要個技術人員，而遍尋不著。經由莊靈的推薦，我就掛名做了個臨時雇員，負責剪輯影片。
我剪輯的第一部作品，是中心主任所拍的一部十六釐米的記錄片，共有一萬餘呎。由於他的攝影機性能優良，他也充分發揮了「拉近、拉遠」的特性，令人看得眼花撩亂，其中竟然沒有一個靜態的鏡頭。
由於人的視覺很容易受到光影變化的吸引，動態鏡頭只是為了表現運動以及動作的相對關係。對人的認知而言，畫面當以靜態為主，這樣人才有時間思索、進而瞭解。即使是運動片、武打片，無不應以事物的交待為主，否則人看電影目的何在？
中心主任是留美的博士，專攻視聽教育，怎麼會拍出這種片子來呢？我猜又是技術作祟，一個沒有觀念的人，當他手執一把金光耀眼的大刀時，除了舞個風雨不透之外，還能做些什麼？
「拉進、拉出」是表達距離的技術，一般遠距倍數不高的攝影機，很難拍出像樣的效果。該主任必然是手中有了先進的武器，就忘了拍電影的目的了。
這種情形我屢見不鮮，有人文字功力不錯，於是只重辭藻堆砌，以文害意；有人買了一部衛星顯微照相機，於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巨細無遺的芝麻變紅豆；有了身歷聲高效音響，人們就豎直了耳朵，為的是要捕捉那無時不在、揮之不去的「真實的噪音」，或者是那低於每秒鐘十六週的超低音頻率。
這就是現代文明！一時的視聽刺激，居然只因為有了「物質基礎」，就搖身一變，明正言順地登堂入室，蔚為藝術？只要外國老祖宗流行的，我們不效法就不夠時髦！流風所及，難怪女性拉皮隆胸，男士濃粧艷抹。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人們喪失了判斷的標準，一味迷戀可見可得的「技術成果」，忘卻了技術之目的。
不論文學、音樂、繪畫、攝影，也不論是中國、美國、日本、歐洲，人就是人，所有的創作都是借助技術，以達到藝術的廟堂，追求人性最高的境界。如果我們把這個準則否定了，一切為技術而技術，標新立異，各盡所能。遲早物質享受將會取代人的感知，財力成為藝術的象徵，人性化為物性。
我想盡了辦法，僅保留了那些雖在移動，卻不太離譜的鏡頭，將萬餘呎剪輯成數百呎的片子，不到幾分鐘就放完了。
中心主任看了，對他自己的「傑作」贊嘆不止，連連表示還要再拍。
後來中文系要拍一段「周朝禮儀」，我兼做導演及編劇，由莊靈執鏡，成績平平。
因為電視方興未艾，有人委托我們拍一部電視廣告，主題是錄音電話機。莊靈找來國立藝專畢業的李至善，由他導演，我來編劇。記得那是台灣第一部電視廣告片，我們根本不知道電視螢光幕與電影片的比例有別，片子拍完了，毛片的效果不錯。畫面上是一個有「經理派頭」的胖子，在電話鈴響時，手忙腳亂，以襯托出錄音電話的功能。
由於要強調胖子接電話的窘勁，我們用的是大特寫，胖子的臉佔滿了畫面，電話筒則換來換去。莊靈利用黃金分割，把鏡頭安排得精確無比，一點空間都沒有浪費，我們無不佩服他的功力。料不到電視螢幕比電影視野要小得多，播放出來，胖子的頭及下巴都不見了，只剩下一個大鼻子、一張大嘴，以及一些黑忽忽的圓筒，不斷地飛來飛去。
這時，由於近水樓台，我與小妹的來往頻繁，接觸一多，性的需求就油然而生。我必須作個決定，如果她也對我有著同樣的感受，我們應該及早結婚。在她的支持下，我可能會達到我所追求的部分目的，否則我們應該立刻分手，使彼此沒有牽掛和負累。
因此，我向她求婚，她要徵求她母親的意見。她母親則堅持要我父親出面，必須「明媒正娶」，否則有失家門聲望。
我知道父親不僅不會出面，而且絕對反對我們的婚事。所以我建議不通知家人，私自結婚算了，小妹不答應，她認為這樣會導致家庭的不幸。
我們分手時，也和其他未經人世的青年一般，純潔天真，祝福對方有著美好的未來。且相互盟誓，彼此要珍重這段感情，永遠保持真純的友誼。
我開始專心研究電影，由於我國電影水準太差，我覺得沒有必要與現階段的從業人員打交道。此外，我並沒有拍攝「商業電影」的興趣，只不過想徹底瞭解電影的全部製作技術，以便作為日後表達思想的工具。
莊靈比較務實，他認為年輕的一代頗有理想與魄力，應該大有前途。我們便邀了幾位國立藝專影劇科的朋友，如李至善、邱剛健，以及師大美術系的黃華成等，成立了一個電影研究社，籌辦「劇場」雜誌，並請了藝專的戲劇學教授姚一葦為顧問。
成立的第一天，姚教授請我們去他家聊天，結果我竟被姚教授趕出門來。
那時電影院正在上演一部英國的「新潮」影片，名為「一夕風流恨事多」。這算是一部夠水準的作品，姚教授則一口認定這是一部空前絕後、電影史上的里程碑。由於我早已養成了「分鏡頭」的習慣，看完電影就已把「場景」分得清清楚楚，於是當著姚教授的面，歷歷指出片中的矛盾和草率之處。姚教授聽了，不由分說，認為我對他「失敬」，立刻下了逐客令。
假如姚教授就代表著電影界的新希望，那麼我寧願與這種新希望保持距離。任何一個學術性權威的建立，絕非只是因為他年高位重。不錯，藝術免不了主觀的成份，可是，我們的目的是研究電影。要瞭解一部電影的「主題」、「技術」和所達到的「境界」，就應以客觀的態度來分析探討。以堂堂一個國家唯一的一所電影藝術學府，其教授如此，我不覺得未來還有什麼希望。
我立刻向莊靈表示要退出，因為我不相信這樣做下去會有什麼效果。莊靈則責備我不顧大體，哪有一個組織在成立的第一天，發起人就要退出？
他是對的，但是姚教授不能原諒我，對我不理不睬，會務如何推動呢？
我考慮再三，難道電影技術一定要在國內學嗎？我的主要目標在於人生的體驗，有了足夠的體驗，才能寫出好的劇本。劇本是電影的靈魂，沒有靈魂，電影哪可能有生命？既然如此，我所學的對象應該是人，是社會，是宇宙中一切變化的原理、根本。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一個小圈圈中，就算目前還有理想，過不了多久，在現實的壓力下，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妥協、退讓，到最後，理想還會剩下多少？
想來想去，當前的社會狀況令我感到窒息，各行各業都與我的想法格格不入。再混下去，不是我被同化，到最後麻木不仁，便是憤世嫉俗，瘋狂變態。
出國吧！去哪裡呢？美國是一般學子心目中的天堂，一方面我不喜歡湊熱鬧，另一方面我早就說過大話：「不去美國，不讀英文」！別人或許沒有放在心上，我自己卻忘不了。
這時，有位同學告訴我，「老師」（大一的同學）去了巴西。巴西？巴西在哪裡？是個什麼樣子的國家？問來問去竟沒有人知道。就憑這一點，我決定去巴西。
我下定決心，壯著膽子向父親提起，要去巴西歷練一番。沒想到父親對巴西知之頗詳，也很贊成我出去闖闖，並問我有什麼計劃。我說打算先好好工作，存點錢，再托那位同學給我弄張農場的聘書，先去農場開墾再說。
過了幾天，父親對我說，去巴西的事已經安排好了，聘書不久就到，叫我先去學習葡萄牙文。
我怎麼都想不到事情會如此順利，緣因在巴西有位東北籍的國大代表張振鷺，當年父親任職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時，兩人常相往還。後來東北失守，張代表到南京開國民大會，在會中慷慨陳言，認為丟失東北是當時的行政長官陳誠的責任，所以呼籲先總統拿出「斬馬稷」的精神，殺陳誠以謝天下。大陸易色後，因陳誠在台任職省主席，張代表便舉家遷居巴西。父親自從知道我想去巴西後，就用電報與之聯絡，並得到張代表的同意，代我辦理一應手續。
但是，去巴西的路費不是小數目，約值當時父親「特任官」全年的薪金。我知道父親素無積蓄，所以打算去賣苦力，自己賺取路費。想不到這也順利的解決了，那是「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」中有位總務科長姚世惠，原為陳副總統的親信，因為父親沒有班底，陳副總統特派姚科長來會中服務。姚科長知道我要去巴西，也知道父親無力負擔旅費，便向陳副總統報告，因而得到美金一千元的資助。
這件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，使我深深感到個人與社會的因果相依，如果不是這些協助，我今天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。如果不是父親平素的為人，我也不可能沾到這些光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不必斤斤計較眼前的利益，只問自己的努力是否無愧於心。時機到了，就一定會有應得的收穫。
那時赴巴西必須到日本簽証，由旅行社代辦，費用是兩百五十元美金，坐貨船去巴西則要五百五十元美金，在日本還要等上一個多月。為了省些錢，姚科長特別給我介紹了一位旅日華僑趙先生，他在東京的銀座、池袋、新宿等地經營了好幾家咖啡店。姚科長要我到日本就住在他的店中，不僅事事方便，多多少少也有個照應。
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離開台北的，父親率家人到機場送我，看他老態龍鍾的樣子，我知道這次很可能是永別了。我沒有話可說，國家的災難，民族的痛苦，使我們的家庭得不到應有的歡樂。這又豈僅是我們家庭的悲哀？唯有寄托在我今後的努力上，只有找到了這個產生人間悲、歡、離、合的因果後，全力為人類服務，得以免除諸種痛苦煩惱，那才能值回我們所付出的代價。
雖然我不知道未來要面對的是什麼，也不知道這個虛無飄渺的人間真相是否存在？更不知道在哪裡、如何去尋找？可是，我已經決定踏上這條有去無回的單行道。至於個人的榮辱、家庭的幸福，也只有硬著心腸，割捨在一旁了。
小妹也來了，擠在鐵柵後的人群中，哭得不成人形。她在想些什麼？是後悔沒有答應我的求婚？或是珍惜這次永恒的離情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敢想。我只知道，果真她開了口，希望我留下來，很可能這一生的一切都將改變了。
我伸過手去，輕輕觸摸著她的指尖，她沒有動，也沒有看我，只是淚珠像瀑布一般，由紅腫的眼簾中潺潺地湧出。我緊咬著牙，臉上撐著已嫌僵硬的強笑，話語哽在喉頭，只希望趕快聽到登機的廣播聲。
我努力地提醒自己，她一定非常瞭解，知道我不是一個家庭動物，所以沒有把我「繫」在牢籠中。感激不只是一句言語，必須用更大的努力來報答。
在這麼多的祝福中，我終於沉重的踏上了茫茫人世的征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