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、冬至
  大學、校園、溫情、覺醒

  除了痛惜失去了騎馬的機會外,我根本沒想到台中農學院和台灣大學有什麼分別。反正已經打算好,混完這四年了事,說什麼也不會去重考。自後宮伯母覺得我沒有出息,不大贊成小妹與我來往。
  我和小妹的感情,一直是在半公開狀態下迂迴前進。由於我在台中讀書,只能在寒暑假時,找個理由,溜到新店,略沾一點她青春的氣息。可是每次見面,我就感覺到她與以往有點不同。她變得更活潑,更明朗,交遊也一天一天廣闊。雖然她嬌憨如故,倔強如故,但已經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位小女孩了。
  我有預感,在各種主觀、客觀的環境下,想要與她長相廝守的可能性非常小。可是,在我有限的經驗中,她幾乎佔據了所有美好的回憶。只要是歡樂的泉源,就有她的倩影。有一段時期,我甚至連對電影明星的審美角度,都要看與她有多少相似性而定。
  我極力地把自己的心扉嚴密地封鎖住,朝夕懷想著她,把她淨化、美化,對任何異性絕不多看一眼。即使她拋棄我了,我仍舊擁有她,至少在我用希望和幻想所堆砌的神聖廟堂裡,她永遠屬於我。

  開學後,我住進了農學院學生宿舍。實際上,我們住的是一個儲藏室,因為學校宿舍不夠分配,大一新生皆不得住校。但是在中國社會上,永遠有例外,永遠離不開人情關係。所以我們八個新生,都仗著特殊的關係,擠進了這間沒有窗子,隔牆便是澡堂,又濕又小的「特權儲藏室」。
  室內剛好排滿四張雙人床,連轉身的空間都很有限。事實上,住宿舍沒有一點好處,遠不如在學校附近租間房子舒服自在。可是,家長的想法不一樣,有的為了省錢,有的為了方便,我則是因為父親交待學校要嚴加管教。
  同寢室裡農藝系的有三位,除了我,還有位「老師」。他身材瘦長,隻身在台,曾做過小學教員。他靠著半工半讀,為學生補習維生,由救災總會介紹而來。另一位叫「大胖」,每當他在房中,空間便顯得出奇的狹窄。他有著彌陀佛的度量,脾氣極好,成天臉上掛著笑容,什麼都是好!好!
  另有一位是園藝系的,個子瘦小。由於他們班上陰盛陽衰,女生便選他做班長,因之綽號「小班長」。此外,還有一位「財主」;一位「愛因斯坦」;另有一位二年級的,不知為何淪落到擠儲藏室的地步。他一身細皮嫩肉,長相非常清秀,加上愛打扮,說話輕聲柔語,大家都叫他「小妹妹」。
  新生訓練時,教官見大胖身架非凡,便叫他做值星官。時勢造英雄,大家都對他刮目相看,連帶著儲藏室成員也沾了光。我突然發覺所謂大學也不過如是,只憑長得胖一點就可以睥睨風雲,成為風頭人物,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  然而,還沒正式上課,就証明了大學是有些不同於中學。各式各樣的社團代表,紛紛來到儲藏室,拉我們入社。其實,我在成功中學時,就曾登記了全校第一個社團,名為「楓海社」,宗旨是出版刊物。發行了幾期後,就難以為繼,最後不了了之。
  現在進了大學,我不再是小孩子了。為了表示自己的清高,不喜歡搞活動,更討厭聽口號,所以一概拒絕,什麼社團都不參加。
  有一天晚上,小班長問我們想不想吃免費點心。我知道「拿人的手短,吃人的嘴軟」,所以不想去。但老師、大胖和小妹妹幾個人一再起哄,而且保証在大學白吃絕不會有後遺症。我也的確有些口饞,不吃白不吃,便隨大家一同去了。
  正如我所料,高年級的同學一個接一個的輪流上台,發表演說。台下則亂紛紛,反正各說各的,誰也不理會別人在說什麼。
  至於免費點心,全是些花生、瓜子,量很多,一時吃不完。等到聽得實在煩不過了,仗著我們幾個在一起,玩心又盛,便拿著花生丟來丟去,打起花生大戰來。
  好不容易熬過了一波又一波的疲勞轟炸,我發誓再也不貪這種口福。謝天謝地,終於散場了,正要走路時,一位高年級同學把我們攔下,說:「你們要開幹事會,現在不能走。」
  「什麼幹事會?」我們莫名其妙。
  「你們幾個都被選為新幹事了。」
  我們面面相覷,一個個做聲不得。
  「我們不是社員,只是來白吃的。」我只好說老實話。
  「進了這個門,就算是社員,今天白吃,明天要繳費的。」
  「可是,我們什麼都不懂,又沒有經驗,為什麼會被選上呢?」我又問。
  「因為你們幾個人很活躍,正是我們需要的新血輪。」
  慘了,人為財死,鳥為食亡。說不得,只好付出代價,把清高丟到一邊了。
  在幹部會議中,小班長被選為總幹事,老師、大胖和我則被選為執行幹事。到這時我才知道,我們所參加的是「崑崙學社」,唯一的宗旨是「玩」,舉辦各種比賽。
  我一向好強好勝,正因為太重視得失勝負,全力投入。後來心理上負荷不了,往往在競爭的當兒,全身顫抖,無法控制。
  記得這是從下象棋開始的,在初中時,家裡有客人下著玩。我先是旁觀,後來會下了,便與家中親友對奕,勝多負少。贏了當然得意,輸了面子上就掛不住,總要找些理由解釋一番。因為怕輸,漸漸地一聽到要下棋,便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,而且越抖越兇,難以控制。後來改下圍棋,情況也沒有改善。所以,我不敢再跟任何人下棋。
  不僅是下棋,賽跑、打球都是一樣。到後來,我簡直只要一想到輸贏,渾身就會抖顫不停。所以,我用盡一切藉口,避免參加任何比賽。然而,在學校裡常有各種班級對抗活動,不參加不行。最後我只好不斷地告訴自己,我是被逼參加的,輸贏與我無關。而且不管成績,不理會分數,這樣才能免除緊張。這是我自命清高的原因,正因為過於好勝,唯有遠離各種競爭活動,才可治本。
  在成功中學時,我被選為籃球校隊,我猜唯一的原因是我從不貪功。我身材不高,得分也很少,打球只為了發洩無限的精力,一上場就拚命搶球。尤其是有「旱地拔蔥」的功夫,籃板球非我莫屬,搶到了便傳給別人投籃。因此,同學們都喜歡與我同隊,說我輸得起,脾氣好。實際上我是不敢投籃,進了沒什麼,不進,我會難過得要命。讓別人投最安全,免去了我心理的壓力。
  老實說,我怕負責任,更怕被別人怪罪。我只要不負成敗的責任,不論做什麼,都能做得很好。在中學時,我不曾擔負過任何實質性的責任。只有在卅七班被選為風紀排長,比股長還要小一級。由於官小,責任不大,倒也敢作敢為,還幾乎被姓羅的同學擺平。
  現在只因貪吃,自投虎口,怎麼辦呢?一是不負責任,反正誰也無法強迫我;一是找一個與競賽沒有關係的工作,只要遠離勝負,我就不會緊張、出醜。所以,一開會我就毛遂自薦,願意負責文藝組。這一方面也是我對文藝有興趣,而且有過辦刊物的經驗。
  剛進大學的新鮮人總有點新鮮感,有點自命不凡。尤其是中學時代被嚴格控制,除了死讀書,身心受到絕對的保護。一旦壓力盡去,以前不敢的事,現在可以試一試了,要玩嘛,得玩些新花樣,瘋狂瘋狂。
  小班長點子多,精力足,又當了總幹事。回到儲藏室,大家一起哄,他說了:「我這總幹事是玩真的,還是玩假的?」
  「當然是真的。」
  「好,那麼你們得服從命令!」小班長是一本正經。
  「你儘管吩咐!」大夥尚不知厲害。
  「好,說話算話,」他胸有成竹:「以後本室同學一律團體行動,違者罰款。」
  財主問:「包不包括泡妞?」
  「漂亮的妞大家公泡!」小班長對大家說:「贊成的舉手。」
  全票通過,小班長便說:「今天開始,我們的第一個考驗是…」大家都在猜他搞什麼鬼:「人人一律脫光,排隊走到浴室洗澡。」
  大家都叫起苦來,小妹妹立刻表示異議:「我是二年級的,不和你們團體行動。」
  「罰十塊錢!」小班長鐵令如山。
  財主的綽號似乎就是這樣來的,他立即挺身而出,說:「小妹妹,錢交給我,我管帳。」
  有熱鬧可看了,大家似乎以為只有小妹妹要脫光,正好欣賞他的細皮白肉,於是都逼著他脫衣服。
  吵了半天,小妹妹屈服了,央求著說:「脫光可以,但實在不好看,能不能披條毛巾呢?」
  中國人到底保守成性,小班長嚷得厲害,其實真到脫時,他比誰都害羞。於是我們脫光了衣服,每個人用不同的工具,把身體重要部位遮好,排著隊,走向浴室。
  這一來驚動了全宿舍,嘲笑的有,叫罵的更多,還有人喊著:「有種就不要遮遮掩掩,好讓老子評鑑評鑑!」
  後來,我們不敢在宿舍耍寶了,改在晚上去運動場玩,為了要做沒人做過的絕事。不知是誰建議,比賽「撒尿」。在想像中,一定是大胖尿最長,結果每次都是老師奪魁。大家不服,有次逼著大胖整個下午喝水,等彆到比賽時,大胖卻因機械故障,怎麼都尿不出來。我們都怪他私自放水,大胖苦著臉,說不出話來。
  有一次,愛因斯坦在樹叢中撿到一個「氣球」。大家把玩了半天,似乎與真正的氣球有點不同,都覺得怪異。拿去問高年級同學,結果被大大奚落了一番。我們很想見識一下這種保險過程,這也是我們夜遊運動場的潛在心理因素。
  遠遠來了一對情侶,我們立即躲了起來,在昏暗的夜色中,眼看著他們相偕隱入一處草叢中。大夥又興奮又緊張,悄悄爬過去,卻聽大胖大叫一聲:「媽的!早不來,晚不來,現在卻來了!」
  他這泡尿真可以創世界紀錄,可是也驚動了那對戲草鴛鴦,好戲看不成了。
  胡鬧了一陣,正式上課以後,接觸到最高學府的核心,大家再也笑不出聲了。

  我所見到的高年級同學,尤其是大四的,人人都死氣沉沉,戴著一副「畢業就是失業」懊喪的面孔。除了討論出洋,就是研究如何發財,毫無一點國家主人翁的氣概。
  我們常在別人的閒聊中,聽說某同學是「某派」。等我摸清楚各個派別的來龍去脈後,才知道我們這所高等學府的真相,不禁對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,大失信心。
  第一派是所謂的「唯美派」,他們學業成績最好,從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,也不關心除了他們自己以外的事務。他們多半在校外勤補英文,早就具備「托福」、「保証金」、「推薦書」等高級知識。說明白點,他們已經決定投效美國,只恨政府強迫他們接受教育太久,還要當兵,擔擱了寶貴青春。
  曾有位「唯美派」大將對我說:「你說我不愛國?人是自私的,我怎麼會不愛自己的國?可是這個國家是我自己的嗎?如果是的,為什麼不讓我們參與?為什麼只有少數特權份子為所欲為?如果只要我做順民,我有權選擇做誰的順民。不管你對美國的看法怎樣,至少我還有個新的希望。可是在這個國家裡,我只是單相思,一廂情願。」
  這些話到我真正能體會時,已經太晚了。後來,我也曾倒戈參加過唯美派的陣營,這是當年所始料不及的。
  第二派是「死忠派」,他們效忠的對象萬變不離其宗,就是現實的生存。凡是任何有利於他們團體、職業或是個人生存的,都可以效忠。一旦發現無利可圖,他們立刻棄如蔽履。
  這派人多半成績中等,有些人一進學校就開始打聽哪位老師有什麼勢力。看準了以後,便想法籠絡親近,深怕不能成為帳前走卒。另一些人則拚命自我表現,大喊口號,想盡方法參加國民黨,專門監視異己份子,以圖躍升龍門。
  第三則是「迷糊派」,有的吃喝玩樂,整天追求好日子;有的渾渾噩噩,分不清誰是誰非;有的則自行其是,不知道前途何在,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。我也忝為其中之一,也許是因為過去一直生活在家庭的狹小天地中,不曾受到社會的陶冶,沒有看到現實的真相。我想信不僅是我,其他的派友也都一樣。
  由小環境可以看出大環境,學校所培養的人材,都是未來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人士,所以學校的素質影響社會的水準。同時學校的師資、制度、校風,又與當時的社會唇齒相依,因此社會上的各種風氣、現象,在學校中無不具體而微。
  對現實有深切瞭解的人,由失望進而絕望,最後只有逃避,遠離這種自己無能為力的環境。而不甘逃避,或無能遠離者,只好設法適應環境,牽就現實。只有我們這些不知不覺者,眼睛還沒有睜開,愚笨遲鈍,除了自己的小天地,外在的事物一概不加聞問。
  造成這個現象最直接的因素,是國人知識水準低落,沒有客觀的判斷能力。人民在政府善意的保護下,不僅學術教材經過淨化,連代表客觀的輿論也是異口同聲。思想更是不用說,嚴格的控制、殘酷的鎮壓,不容二心。
  造成這種狀況的時代背景,則是政府在大陸失敗後,未能反躬自省,把所有責任全部推給共產黨以及不滿現狀的知識份子。因此不僅要反共,且要防範人民有知識(技術是例外)。而最佳的方式,便是愚民,使人人成為無知的盲從者。
  當然,要問責任誰屬是不公平的,這是時代的瘟疫,世紀的酗酒症候群。極端的個人自由觀念急速擴張,侵入了自生自保的封閉性機體。正如一夥強壯而饑餓的美洲豹,衝進了衰邁而老弱的牛群中,一場慘烈的殺戮是難以避免的。這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考驗,各民族又何獨不然?甚至於全人類的發展方向,都面臨了抉擇!
  在這人人皆醉之際,到底有沒有獨醒的孤魂,在旁觀的立場,透視這場劇變的前因後果?儘管今天世人已被感染,眾口鑠金,聚息成風。但是只要人類不毀滅,總會有痛定思痛,反省檢討的一天。在現實的人生,主流與非主流之間,也是一場意識型態之爭。好在人人都有自我表達之自由,這不正是自由的原意嗎?
  一般說來,知識可以分為兩類,一是思維、判斷的方式,另一種則是工作、生存的工具。很不幸的,前一種方式,從小學到大學,由課本到課堂,我素未得聞。至於生存的工具,想要評估究竟學到了多少,唯一的方法是用金錢及地位來衡量。
  於是,每年由各大學流出來的大量知識份子,在精心的規劃下,無一不是唯利是圖,唯我是尊的菁英。不喻可知,這種社會所導致的結果,必然是笑貧不笑娼。從樂觀的角度來看,國家富強了,社會繁榮了。但是集中了天下所有最精密的機具,創造了空前絕後的財富與資產,卻不表示這個社會上的人,就具備了思維判斷的能力。這些財富與資產,充其量只能滿足人生物質上的需求,難道人生僅僅是物質就能滿足的嗎?
  少數人為了保存既得利益,但求一時的偏安,不顧千秋萬世的民族基業,這才是真正的病因所在。人人為己,事事循私,爭權奪利,貪贓枉法。只要個人行為不會影響改變到社會現狀的,都能暢所欲為。倘若有人為了國家利益,痛砭時弊,那怕是小有微言,也不能見容於當局,被視為異端而抱憾終生。
  要求人人都做聖賢是不可能的,但是人失去了見賢思齊的機會,則是可悲的。人生有如航行在汪洋中的扁舟,沒有導航,得不到指引,扁舟會飄流到何方呢?當然,爭權奪利本為人生百態之一,貪圖榮華富貴也不算大錯。只是如果稍稍在良知中,供奉一尊神佛,存一點做人做事的道理,下一代就還有新生的希望!
  我們學校裡人事傾軋,文鬥武鬥之醜態,日有所聞。有兩位女教授曾在教務處大打出手,事後黑函滿天飛,很多無辜的同學都受到株連。
  有一次農化系一位品學兼優的同學,只因看不慣這種亂象,氣憤不過,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對某女教授不敬的文字。立即有大批警總人員來校,把他抓走,嚴刑拷問了三天。回來以後,他一句話也不說,埋頭苦讀英文,最後逃往美國,不知所終。
  我們農藝系的師資最差,好的人材不是留在大陸,便是進了美援機構「農業復興委員會」,再不然就是在台大任教。我們的系主任,背景很硬,手段很高,只是肚中無貨,忌才弄權。高年級同學一提到他,個個搖頭不語。
  當時系裡有位張文材助教,寫了一篇論文,題目是<鈷六十對水稻誘變的研究>。系主任明白地告訴他,按照學校規定,論文不能私自發表,只要系主任加以否決,這篇論文便成為一張廢紙。但是,如果能將此論文以系主任的名義發表,基於互惠的立場,他還有升為講師的希望。
  張文材當時走頭無路,礙於客觀環境,只得欣然同意。結果,敝系主任因為這篇論文,成了國家「原子能委員會」的委員。代表我國參加在巴黎舉行的「國際原子能和平應用會議」,並在會中宣讀該論文。
  事後系主任名利雙收,貴人多忘事,張文材仍做了多年助教。此事全校上下無人不知,可是誰也不敢仗義直言。不僅如此,系主任甚至利用職權,將同學的畢業論文彙集成冊。以其個人名義出版,名為《稻作學》。凡是上課的學生必須向他本人訂購該書,如果大名未列入訂購名單,那稻作學一科絕對保証重修。
  我是到了二年級才有緣領教,最初實在是沒有錢買他的課本,加上又不願屈服在重修的脅迫下,所以一直拒買。同學們一再好心地勸我,都認為我是螳臂當車,為了一本書斷送前途,實在不值得。
  話雖有理,但是這個不值得,那樣也不必要,人生究竟要妥協到什麼地步呢?考慮再三,最後我還是屈服了。因為我上課時間很少,為了消耗精力,經常辦活動、請公假,既知山有虎,何必偏向虎山行?我嘴巴雖硬,其實很怕留級,白天還好,夜間一入夢,總是被考試急得冷汗淋漓,最後只好忍痛登記買了一本。為了那一本一百五十元的「聖經」,我足足吃了好幾個月的苦頭,不免恨他入骨。
  系主任上課才是今古奇譚,他先悠閑地坐下,慢慢打開他那須臾不離的皮包,準備祭出法寶。第一招我們稱之為「招魂攝魄」,是一對一的驗明正身。大約前後需要十分多鐘。那種慢動作很像電影上的特寫鏡頭,他很仔細地戴上老花眼鏡,用手指尖移向點名冊上,認清楚了名冊上的人名。然後再用「超級慢動作」取下老花眼鏡,先向同學們掃瞄一遍,這才啟動他那沒幾個人聽得懂的「湖南官話」語音系統,一個字一個字地「唱」出來。同學們一半靠猜,一半靠別人的提示,才知道這支「歌名」是自己。
  這時,同學們一定要站起來,大聲地答應:「是」,系主任仔細鑑賞老大一會兒,像是疼愛多年未見的小孫子一般。然後「嗯」的一聲,點點頭,戴上老花眼睛,再點第二個。如果那位同學不在,他會千篇一律地拉長了尾音,混著濃而重的鼻音問:「啊?到哪裡克(『去』發『克』音)啊?」
  如果沒人答腔,他會以同樣的腔調說:「啊!冇來啊!」
  然後在他專用的點名冊上「用力」地記上一筆。不論是公假、病假、事假,他同樣地說:「啊!冇來啊!」同樣「用力」地記上一筆。
  如此這般,據高班同學的通報,十數年來,他樂此不疲,甚至有人說:「老人家靠這招吃遍天下,上了癮!」
  初時我們以為他會認人,後來發現他這樣做只是在拖時間。因為學長一再指點,如果有同學不在,不妨換個人答應,但是我們不敢。有次,一位同學試了一試,先還打算裝著聽錯了,卻見他「嗯」一聲,點點頭,一副認得的樣子,全班欣然微笑。
  點完了名,下一招定是「乾坤挪移」,真正的好戲才算開場。他會隨手任意翻開一頁,如果是統計表格,他就口中喃喃地唸著:「一個圈、兩個圈、三個圈…啊!」他抬起了頭,把老花眼鏡取下,對大家說:「是一清(千)三百…」沒有人知道個中玄機,只好呆呆地等著他老人家的啟示。
  這時他才低下頭去,慢慢地戴上老花眼鏡,食指沿著外頁向下滑落。看了看,又取下老花眼鏡,作恍然大悟狀,乾笑著說:「啊!是三百呃(二)十嗯(五)一(頁)。」一時同學們如獲聖旨,紛紛交頭接耳,猜來猜去,一個個熱情地翻著書本,教室中嗡嗡嘩嘩一片。系主任就展開了笑顏,覺得孩子們頗令龍心大悅。
  如果不是表格,他就會另翻一頁,或是叫同學們站起來,像小學生一般地讀誦那些文字,由於這本書都是以往同學的畢業論文,學農的本不重視語文,每個人的文筆又各有不同的體裁,更何況隨手翻來,無頭無尾,讀來簡直不知所云。
  學長們一再強調,整個四年中只有幾道難關,而系主任這道則險如「蜀道」,千萬要忍耐。要逃課也千萬避免請假,找個同學代答即可。一則我不願麻煩他人,二則我走慣了險路,怕歸怕,總忍不住想向權威挑戰,領教一招「瞞天過海」。
  不論是誰,人都有弱點,系主任自己知道他那「國家科學委員會原子能應用委員」的來龍去脈。為了維持令譽,我不相信他敢於應戰。
  考慮了幾天,我下定決心,舉手發問。系主任不知是真的沒有看見,或是故作未見,好半天埋首在他的「圈圈」中、不停地數來數去。
  我大聲叫道:「系主任!」
  他慢慢地抬起頭來,慢慢地說:「呃清四百…」
  「系主任,我有問題。」我是箭在弦上,非問不可。同學們知道大戰一觸即發,無不為我捏了一把冷汗。
  他緩緩地把眼鏡取下,狠狠地打量著我,仍然慢慢地問著:「你叫什麼名字啊?」
  「朱邦復!」
  「啊!朱邦復!」他又埋下頭去,翻開了他的專用點名簿,大約找了三分鐘。最後再重複著一應例行的動作,加強了濃重的鼻音:「啊!朱邦復是你。」
  「主任,我有個問題。」
  「啊!你有問題?」他又強調:「你是朱邦復?」
  我所賭的就是勇氣,不理會他的各種暗示,我立刻大聲地問:「請問主任,什麼是『熱中子』?」
  這是在<稻作誘變>那一章中所提到的專有名詞,指經過加速處理的中子。在稻作上,可利用其輻射線,改變基因結構。
  一時全班鴉雀無聲,人人期待系主任大發雷霆。
  不料薑是老的辣,系主任輕鬆自若地笑著,幽了我一默:「RA(熱)中子!就是RA的嘛!」他一笑,全班也跟著哄堂大笑。
  自後我再也沒有上過他的課,學期終了時,我竟然平安通過。
  人人說是奇跡,我卻得意地認為這是我與系主任之間的默契。
  好教授也不是沒有,有位教遺傳學的黃正華教授,教課全憑真才實學。不像其他教授,全靠室外點名將同學強留在課堂中。因為大家眼睛雪亮,誰都希望學有所獲。黃教授每次上課,教室內外擠得人山人海,還有遠從別校來的旁聽生。只是我們學校留不住人材,他只教了我們兩個多月就走了。
  另外有位教授,最初也曾令我們佩服不已,他一上課就開講,一下課就走,沒有一句廢話。然而,等到講義發下來一看,大家才發現他所講的與講義上印的,居然一字不差,相信這也是一項世界記錄。後來高年級同學告訴我們,這份講義他已「背誦」了十多年,十多年來,儘管新知新識層出不窮,他卻能屹立如山,堅定不移!
  還有一位教授,曾在政場上活躍過。現在失勢了,於是我們被迫聽他演說、發政治牢騷。到學期終了,上課出勤成為他打分數的唯一標準。
  對某些同學而言,那位教授還算合情合理,因為他的分數尚可掌握。另外有位教授則憑「電風扇」打分數。據說,考卷被風吹得遠的分數較低,理由是上面的墨汁一定比較少。雖然這只是傳說,卻可以想見評分之缺乏標準。
  有的同學為了爭取獎學金,或為了準備留學,分數高低對之有很大的影響。既然成績不與努力用功成正比,便只好走後門、拉關係。我們的班代表「老師」社會經驗頗豐,知道去打聽各個教授的個性與喜忌,故累有斬獲。
  農化系是本校當時少數的「理組」科系,據說對農復會有「絕對」影響力的系主任夫人,親自教我們「肥料學」。同學們為了未來的出路,申請轉系的特別多,因此她氣燄非凡,經常令三分之一的同學過不了關。「老師」收集資料,認真的研判,並說服了我們,在開課之前,集體去拜會、送禮、問安、請示。
  結果是師生之間相處融洽,皆大歡喜。「老師」也因此獲得她的青睞,很順利的轉到農化系,而且入幕成為夫人千金的家庭教師。
  在耳聞目睹下,我由「不知不覺」變成了「恨知恨覺」。考進農學院雖不是我的志願,但我總認為大學是國家命脈所繫,是知識探討的聖地,總該能讓我學習、思考些對人生有價值的觀念。不幸希望又破滅了,上上下下、裡裡外外,無處不是污穢、腐敗。讓我感到唯一我應該學習的,是如何逃避,如何裝聾作啞。
  我發現社團活動是最理想的避風港,只要有充分的理由,訓導處就可以給公假,不必上課。我當時是籃球校隊,每學期照例有十多天的校際比賽。加上以練球為理由,可以躲上一個月。我又是管樂隊隊長,一到慶典或者其他需要樂隊的場合,都是請公假的機會。但最令我受惠的則是「崑崙學社」,我利用辦壁報、出版刊物等為由,隨時隨地可以請公假,甚至於同學們逃課有難,我也可以代請。
  我出版的雜誌,名叫「崑崙山下」,這本雜誌是油印的,有五十多頁。我為了消磨時間與精力,利用鋼板上的平直的紋路,一筆一筆仔細地「雕刻」。每個字同一大小,如同鉛字排印一般。不僅如此,我還勞動全校文豪,加上自己的填空,並畫些插圖。施展了全身本事,花了整整兩個月才告完成。
  這本雜誌不僅給崑崙學社帶來很高的聲譽,也為我鋪好四年社團活動的康莊大道。可是事情有好的一面,就有壞的一面。
  訓育主任把我找去,對我贊許有加,然後說:「以你的才幹,應該參加國民黨才是。」
  「我對政治毫無興趣。」我直接了當地拒絕了。
  「國民黨是服務國家,與政治無關。」
  「服務國家的方式很多,不一定要入國民黨。」
  「這是光榮呀!很多人想入黨都入不了哩。」
  「謝謝您,我不想入黨!」
  他滿臉狐疑,可能是很少碰到我這種怪物。想了想,他換了個口氣:「令尊是黨國元老,很受人尊敬的。」
  「我沒有家父那樣偉大。」
  「這要看你自己了,像令尊,他能把握機會,才有今天。」
  「家父是為了革命才參加國民黨的,不是為了今天。」
  「當然,當然,」他發覺我很不識抬舉,站了起來,嚴肅地說:「可是參加國民黨有百利而無一害,如果不參加的話…對你可是百害而無一利啊!」
  一聽這話,我不禁怒從心起,抗聲說:「主任!如果人人都只為了滿足個人一己的利害而參加黨派,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?」我實在忍受不下去了,說完,回頭就走。
  我的生活非常艱苦,家裡每個月只給我寄兩百元,伙食團每月要一百二十元,洗衣每月四十元,剩下四十元零用。可是學校常要繳些費用(如稻作學課本等的),此外,我騎的爛腳踏車要侍候,伙食團營養不足,我活動量又大,肚子經常叫餓,也極待補充。
  更糟糕的是從小沒人照顧,一身是病。最嚴重的是感冒,從高二起,幾乎每兩個月就會發作一次。我只能去學校的醫務室,而醫務室只給消炎片,吃多了不僅無效,且導致「璜胺劑」過敏,手背紅腫,又痛又癢。
  有人建議我用土黴素,當時土黴素一粒就要五元。為了治病,我只好把洗衣的四十塊錢省下來。再不夠,乾脆連伙食團都不參加。每天一大早,騎車到果菜市場買三塊錢十個的「小」小饅頭,早上吃軟的,中午吃硬的,晚上則啃石粉。最高興的莫過於同學外出時,把「飯票」留給我,這樣每月又可以省下幾十塊錢。
  學校裡白吃的風氣很盛,儘管伙食團防範很嚴,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同學們方法很多。有人勸我也去白吃,但是我骨頭又臭又硬,從小過慣了苦日子,心安理得,這種偷雞摸狗的事,我不齒為之。
  也有人勸我把寫「崑崙山下」的精力和時間,用來寫講義,每個月多多少少可以賺一兩百元。我也有點心動,可是又覺得這樣未免太不負責任,既然自作,必須自受。如果我想賺錢,只顧自己,那與我所瞧不起的人又有什麼區別?
  餓得厲害時,我曾偷過自己種的、長不大的農作物,也偷過學校農場的香蕉及其他水果。當然那也算是罪惡,只是民以食為天,我還有理由原諒自己。
  二年級時,我們住進了正式的宿舍。一天,同寢室有位綽號「性格」的同學,談起他會紅燒狗肉。我正餓得發慌,便忍不住問他,能不能找隻狗來試試?他說,隨時都可以,只是沒有地方燒。
  別的同學都跟著起哄,有人願意提供爐子,有人說弄得到作料。至於鍋子,我的「一品盆」正是最佳工具。那個盆子在學校裡還頗有點知名度,為了省錢,我買了一個比飯碗大一些,又比洗臉盆小一點的鋁盆。洗臉時把它當作臉盆,洗澡時是淋浴盆,吃飯時又可以用來當飯碗。
  「性格」其人如其號,說幹就幹,他說做這種事至少要兩個人,他可以殺狗,但還要一個幫兇去騙狗。這一來,同學們面面相覷,誰都不願意跟他去。我的肚皮快要貼到背脊了,眼看可以大快朵頤,不料卻來了個難題。說不得,幫兇就幫兇吧,反正我不在乎,既然老天讓我挨餓,哪隻狗碰到我也是活該倒霉。
  於是我自告奮勇,作了他的副手。他去借了把散彈獵槍,當時是晚上七、八點鐘,我們騎上腳踏車,在大家的祝福聲中出發了。
  剛到學校前的林蔭大道,就見到一隻垂頭喪氣的野狗,牠和我們一樣在路邊找食物。我的責任是騙狗,「性格」立刻說:「我到前面轉彎的路口等你,那邊人比較少,好動手。」說罷,他如飛般去了。
  我試著「嘖嘖」連聲喚那隻流浪狗,牠先是有點懷疑,不肯過來。我一再親切地呼喚著牠。終於,牠認定了我不是壞人,怏怏地搖著尾巴,慢慢向我走來。我也騎上腳踏車,口中仍不斷地叫喚著。
  我騎在前面,牠跟在後面,我快牠就快,我慢牠也慢。看牠那副對我十分信任的德性,我值得牠信任嗎?想想不禁慚愧起來。做人真可憐,老是三心二意的,有好幾個立場,有無數個原則,還有種種目的、手段、條件,一時這,一時那,主意很難拿定。
  我雖然餓了,但還不至於餓死,而牠,恐怕也和我餓得差不多,我能吃牠嗎?更何況我最佩服的,是行俠仗義、扶弱鋤強的英雄好漢。今天我居然要把這隻可憐狗騙入腹中,我算是哪一門俠客?
  於是我回過頭來,決定把牠趕走,牠竟以為我和牠遊戲,繞著我跳來跳去,真是不識好歹的狗東西!我只好下車,找了塊石頭嚇牠,才把牠和牠的糊塗夢趕走。
  我的腳踏車也有一絕,鏈條很容易卸下,且只有我知道如何還原。平常少有同學向我借車,但萬一遇到有人要借,而我又不願意借時,我就用腳輕輕一撥,車鏈脫落,車子也就很有默契地賴著不走。此時我重施故技,找到了「性格」,說狗不聽話跑了,而我為了追牠,老爺腳踏車也拋錨了。結論是:我不能再跟他去打狗。
  回到宿舍,肚中飢餓委實難忍,只得找了一位同學,言明要敲他一記竹槓。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,他頗能諒解,便請我去福利社吃陽春麵。
  當我邊吃邊體會胃裡充實的滿足感時,突然聽到外面碰然一聲巨響,大家都吃了一驚。還沒有弄清怎麼回事,便又聽到汪!汪!汪!連聲的狗叫。我心中一涼,知道是「性格」得手了。心中正憂喜參半,遠處又傳來一聲歡呼:「朱邦復!朱邦復!狗打死沒有?」
  好事不出門,壞事揚千里!轉瞬間全校皆知,我成了「打狗英雄」!
  狗被打死了,掉到校門外的排水溝中,是隻又肥又壯的大黃狗,有位同學認出是某位教授養的。我們一共出動了五個人,才把牠抬到宿舍。這時狗屍當前,木已成舟,反正壞人已經做了,還顧忌些什麼?
  天下事很難十全十美,「性格」借錯了鎗,這是把散彈鎗,那些細如砂子的「散彈」,嵌滿在狗肉中,吃時得十分小心。可是,肉終歸是肉,對我而言,一個星期的口糧都解決了,還有什麼好「挑剔」的。
  最慘的一次,則是在三年級下學期時,我連續病了兩個月,是感冒後的併發症--支氣管炎。所有的錢都買藥了,土黴素已經失效,換了金黴素、青黴素以至新黴素。這些特效藥對我都毫無作用,每天咳個不停,喉嚨沙啞,胸口更是奇痛難忍。同寢室的同學一半出於憐憫,一半也是被我吵得受不了,紛紛建議我回家去休養。
  我曾一再寫信給父親,請求多寄點錢來,所得的卻是遠比金錢更有價值的一頓教訓。這時我突然想到,如果把實際病況讓父親看看,或許可以修正他的成見。於是同學們各湊了些錢,借給我作路費,立刻動身趕回台北。
  到家時大約是晚上七點鐘,難以相信的是,咳嗽居然逃之夭夭。雖然胸口刺痛更劇,但那只是我個人的感覺,外表看不出來。
  父親見我回家,勃然大怒,責我沒有出息,受不了學校清寒的生活。我辯稱是回來看病的,但沒有病癥為証,我又不願裝咳,父親無法採信,迫我立刻返校。
  問題在於我只借了單程路費,身無分文,父親說:「這便是教訓!做事不給自己留後路,活該!」
  不得已,我只好步行到火車站,打算坐「順風車」回台中。如果被警察先生逮住了,正好也讓父親得個教訓,才能大快我心!走在路上,眼看家家戶戶燈火通明,偏偏我卻是有家不得歸。
  家在松江路,離車站大約有十幾公里,原本就感冒,又兼連續奔波勞累,走到車站時,我已支撐不住了。找到一個陰暗的角落,我踡伏成一堆,昏昏地睡了過去。
  醒來後,我覺得天眩地轉,眼前似有人影晃動,又彷彿聽到有人說:「這是肺炎,要送醫院才行。」
  迷糊中有人抬起我來,在顛顛簸簸中,我又失去了知覺。
  再醒過來,我竟睡在一個病床上,旁邊有一個玻璃瓶,接著一根管子直插到我左臂的血脈中。我猛然想起,這一定是醫院,這筆費用將如何支付?當然,現在我可以証明是真的有病,父親不至於付不出醫藥費來。但是轉而一想,這又証明了什麼?是自己執意要回家,因為回家而導致病情轉惡,這不又是另一個教訓嗎?
  一會兒,進來一位中年護士,我掙扎著想坐起來,她忙按著我,問道:「小弟弟,你家住哪裡?」
  我搖搖頭,雖然滿腔憤懣,但還是狠不下心,不能讓父親丟這個臉。
  「我猜你一定是沒爹沒娘,看你那一身衣服,黑得不像樣子,又臭又髒,我已經拿去給你洗乾淨了。」
  我忍不住,兩行清淚滾滾而下。
  她故作未見,打笑著說:「是我親自幫你洗的,不瞞你說,我真不知道你怎麼穿的?當雨衣倒是很好。你的衣服上有一層油,泡在水裡都沉不下去,幸而醫院有個高壓蒸汽鍋,否則真沒法洗哩!」
  她說對了,我的衣服也就是「晴雨衣」,真是難為了她。髒到這種地步,一般洗衣店通常是拒絕接受的。
  她知道我所擔心的事,接著又說:「你不必擔心,沒什麼病,只是感冒虛弱,回去休息休息就好。有個善心人把你的醫藥費都付清了,還留了一封信給你,等一會你就可以走了。」
  我接過信,拆開一看,裡面是一百元,別的什麼都沒有。

  往事歷歷,我直覺的感受到,所有發生在我身上的,並非單獨的事件,而是全人類無數生靈所曾經體驗的客觀真實。自私、無知、愚昧是人苦難的泉源,但如果人能將心比心,澤及他人,人性就在昇華,人類就有希望。十步之內,有荊棘也有芳草,人世間是是非非、紛紛擾擾,如斯而已。
  我沒有必要為自己悲傷,我的遭遇來自身處的環境,除非環境能有所改善。否則,普天之下,總有一個角落上,存在著別的可憐蟲,忍受著可能比我更悽慘的不幸。古人說「感同身受」,除非我麻木不仁,或是自欺欺人。每當我想到這些苦難,不管是別人或是自己的,那種從心底深處所產生的悲痛,是同樣的刻骨銘心。
  經歷了苦難的洗禮,才知解脫的無價,感激之心油然而生。感激!是心靈的悸動,是時空的共鳴,是一種高貴的生命力,更是人性發揮的極致,人只有浸浴在感激的情操之中,才能感覺到亙古的光明,才能領會到宇宙永生的脈動。
  宗教家知道感恩的力量,用讚美及歸依,拯救人孤苦的靈魂。為什麼人不能在心靈的殿堂上,隨時隨地充滿著感激之心,去迎接生命的歡愉呢?
  促使我由小我昇華到大我的觸媒,是另一個偶然的機會。如同一點微弱的火星,無意中點燃了我心裡的明燈。從此,照亮了自己幽暗的小天地,使我由苦難中逐漸站立起來,認清了人世的真實,進而身心獲得平安。同時也是基於這一點「感激」之心,使我立定志向,要把這種光明帶到人間,與天涯淪落人分享這份解脫的快樂。
  記得是大一的下學期,在一位同學的桌上,無意中我看到了羅曼羅蘭所著的《約翰克里斯多夫》。先是基於無聊,順手將書打開來。不料翻閱之下,書中每一字串所帶給我的信息,強烈地撼動了我的心弦。似曾相識的苦難,永無止境的掙扎,把約翰克里斯多夫和我不分彼此地混合在一起,以至於懷疑羅曼羅蘭是不是在寫我?
  當然,我無法與克里斯多夫相比,他是天才,是我心中的偶像--樂聖貝多芬。可是,為什麼貝多芬能跳出他苦難的圈子,把他的悲傷化為令人感動的音樂,美化、安慰了人生。而我卻自怨自艾,只想到個人的辛酸,封閉在一個狹小的牢籠中?
  人間的幸與不幸,完全是自己所造成。每個人站在自我的立場,只顧追求自己的快樂,無視於他人的存在。當有能力者單方面滿足他的需求時,基於人與人之間的矛盾,他的快樂經常是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。一個人的痛苦又成為另一人遭遇的肇因,如此惡性相循,人間遂充滿了痛苦與不幸。甚至在彼此影響之下,因果糾結,時空倒轉,阿鼻地獄於茲產生,人人都成為這個「輪迴」的一部分。
  如果人能彼此遷就,把自我的痛苦埋藏在心底,體諒他人,取悅他人。則人間所循環的,將是互助互愛的快樂,痛苦漸漸減少,以至於消失。
  可能嗎?不去實踐,什麼都不可能,如果大家都期待別人先做,當然就不可能。既然我相信這種觀念,就應該身體力行。《列子》中有個「愚公移山」的故事,我們在中學都讀過、考過。那是說有一個老人,他認為家門前的王屋大山擋住去路,決定把它移走。人們都笑他,說人怎麼可能移山,他說:「我一個人當然移不了,但只要我的子子孫孫、世世代代不斷地努力,積少成多,為什麼不可能?」
  由於《約翰克里斯多夫》這本書的啟示,我也加入了愚公的行列。我不敢期望自己能免於痛苦,但卻希望人人都能看清痛苦的真面目,從而知道如何防範規避。只要能將一個人的乖戾之氣化為祥和,人間就少種了一分惡因,未來就少一個惡果。
  說來容易做來難,在人心中,自我的私利總是一切事物判斷的根本。在習慣沒有養成以前,即使分明知道怎樣做才是對的,而一開口、一動手就本能地趨利避害,胳膊老向內彎。所以人必須先確定方向,不斷的熬煉,藉著歲月的力量,像河水沖刷石頭一般,將一己的私欲,一點一滴地消蝕殆盡,然後才能步上坦途。
  我還存著另一分希望,自己青少年時期的遭遇,已使我喪失了很多學習的良機,可是在人生經歷上,我卻有著無數珍貴的感受。因此我痛下決心,此後更要儘量去體驗人生,打算把自己的經歷,如同羅曼羅蘭一般,寫成一本書,提供給後人,作為見証。
  於是,我開始勤寫日記,不論是非善惡,只記事實發生的前因後果,以免日久遺忘。不幸的是,我終生奔波,居無定所,八冊厚厚的日記成為旅途極大的累贅。一九七一年,我途經美國,行李實在重得難以忍受,便把這些心血寄托在一位老朋友家中。想不到在他搬家時,竟然全部遺失了。
  當我正式執筆時,能浮現眼前的已經為數不多了,起初心中難免耿耿。可是,換個角度來看,在人生無窮的遭遇中,唯有能夠清楚地回憶起的事物,才值得珍貴。我何嘗損失了什麼?又何曾記載了什麼?不就如孟浩然所說說。
  「春眠不覺曉,處處聞啼鳥,夜來風雨聲,花落知多少?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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