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、蟬蛻
  轉學、興趣、後母、聯考

  高三剛要開學時,父親沒有說明原因,突然又把志學叫來,替我轉學到台中省立第一中學。我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餘波,也是必要的安排。一句話都沒問,灑脫地離開台北,到得台中,住進學校宿舍。
  最使我難捨的是小妹,我們之間還是一張白紙,雖說心中嵌滿她的倩影笑語。到了這感傷的時刻,我卻只能把這一腔離情,硬生生的嚥下肚裡。別時,宮家大夥無不議論紛紛,訝異父親的不近情理。我悄悄地偷看了她一眼,她若無事然,好像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。在我離開她家大門時,在人群中也沒有找到她的倩影。
  在台北時實在太忙了,忙於察看父親的臉色,又忙於等待機會,跳過牆去。來到台中,時間才真正屬於自己。這一刻,我發現已經面臨了人生的抉擇--馬上要考大學了,究竟我對未來有什麼打算呢?
  當時的制度是將大學的科系區分為「理、文、農」三組,每組有不同的課業與教材,由高三起,分組授課。我必須先決定讀哪一組,然後才能分到適合的班級。
  我決定學音樂,當我在心情鬱悶的時候,就有種大聲呼嘯的衝動,唱歌便成為最理想的發洩方式。宮家老二也喜歡唱歌,但他唱的是情歌,我唱的則是歌劇。我們經常有意無意相互比賽,看誰的吼聲能把屋頂震垮。
  然而,我真對音樂發生興趣,則是看了幾部有關音樂的電影。其中「翠堤春曉」一片最令我著迷,從初中第一次看到後,每次電影院重演,一定少不了我這個觀眾,一看我就想做個音樂家。只是,我從來沒有想到,居然也有機會決定自己的未來。
  當然我也仔細地研判過其他的可能性,只因台中一中的升學輔導在高二,我沒趕上。所以只能根據自己所知道的科目考慮。老實說,我對大學的認識十分有限。
  政治是我最怕的一種人類行為,我家進進出出的達官顯要見得多了。每個人在人前及人後,都戴著幾副不同的面具,為了爭奪權利,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。我很欣賞《列子》所載的故事:帝堯為了尋賢禪讓,到了首陽山,遇到一位賢士,帝堯要請他去做官。這人聽了,忙逃進山中,到溪邊洗耳朵。一位放牛的看到了,問他在做什麼,這人說聽了帝堯要請他做官的話,污了耳朵,特此清洗一番。放牛的一聽大怒,忙把牛牽到上游,嫌洗耳朵的污水髒了牛胃…自古到今,厭惡政治的顯然不止我一個人。
  經濟也是我討厭的,父親是清官,家中差堪溫飽。我從小沒有零用錢,雖常以為苦,可是眼見初中時,那些同學都毀於金錢,因此對錢頗為反感。另外還有一些無形的影響,例如我常聽人讚佩父親的人格操守,聽多了,清廉便成為我的一種價值標準。
  此外,外交、社會、法律、歷史等學科,都與我的個性相違,剛浮上檯面便被淘汰了。數學本是我所喜愛的,可是自從我的「基數論」被代數老師羞辱後,心裡覺得很彆扭,也就對數學失去了興趣。後來又碰到家中巨變,無心學習,程度越差越遠,數學課本終於成了標準的「天書」。
  由於我好動又好奇,從小見到任何新事物,總是纏著大人東問西問,不到弄個明白不休,最後總是換來白眼。再若是看到能動的機械,就有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,驅使著我非把它拆開不可。這也是我惹禍上身,常常挨打的根本原因之一。好在拆多了,經驗豐富,家中的東西一壞,我總能修好。更妙的是,每次修完了,準會多出幾個零件來。
  記得最令我困惑的,是個上發條的老式留聲機,不論我怎樣拆了又裝,裝了又拆,始終找不到機器裡面那個唱歌的「小人」。直到有一次,我偶然發現把唱針插在火柴盒上,劃過唱片上的迴紋,火柴盒居然也能發出聲音來。我才知道唱片的紋路並不平滑,使得唱針振動,聲音是盒子共鳴所發生的。
  我的修理技術得到肯定,是因為一個德國製的鬧鐘不走了,店家說不能修。我便徹底把它解體,發現原來是動力發條斷了,那種發條是鋼製的,彈性極強。我想盡了辦法,膠不上,黏不住。最後只好學鐵匠,把剩下較長的一半發條,丟在廚房的「煤球」爐子裡。等到燒得通紅,將一端搥得疊回來,再鉤住固定的柱子。終於,鐘給修好了。只是有一個缺點,一天要上兩次發條才行。
  父親有支四五口徑的手槍,無意中被我發現了。花了些功夫,我能很熟練地把它分解、還原,而且經常上油、保養。我常幻想,如果遇到強盜,有槍在手豈不威風?於是我將子彈上膛,並把保險扣上。這些「技術」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,而使用槍的基本「觀念」卻絲毫沒有。
  有一天我正偷偷地把玩,突然被妹妹發現了,她叫著說:「我告爸爸去,說你在玩槍!」
  我嚇了一跳,下意識地把槍對著她,恐嚇她說:「你敢告?我先打妳!」
  「你不敢。」
  我為了嚇她,便扣著扳機說:「我開槍囉!」
  「你開吧!」她毫不在乎。
  我一扣扳機,保險閂著,扣不動,我便撥開保險鈕。這時心裡突然一動,為什麼上了保險呢?再把槍膛拉開,一顆子彈平躺在膛中!剎時,我渾身上下直冒冷汗,手腳發軟,竟然滑倒在地上。妹妹以為我在陪她玩,自己裝死,帶著勝利的微笑走了。自此以後,我一見到槍就心驚膽跳。
  前面提過,我自己動手做「油印機」,做反射式「放映機」,還設計過玩具水槍以及很多有趣的機械。可是當時社會環境配合不上,父親認為只有讀書重要,這些雕蟲小技會「玩物喪志」,在家中絕對禁止。
  有一次我做得太過火了,那是在初三,我學會了裝收音機。但由於台灣是戒嚴地區,所有的通訊器材都受到軍事管制,有錢也無處可買。我發現父親汽車裡有個直流式真空管收音機,從來沒有人用過,於是我偷偷地把能拆的零件都拆了下來。一面參考書本,一面動手,將之改裝成一部「交流式超外差五管收音機」。
  靠著這五隻真空管,我做了不少電子實驗,那一陣子對電子簡直入了迷,見到任何電器都想要,得不到便偷,包括宮家也是我偷竊的對象之一。每天不管去哪裡,總會帶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回來。
  我發現「礦石耳機」並不需要「天線」,那時我所能找到的耳機,都是電磁式的,一片鐵片下面是個感應線圈繞著的磁蕊。當直流電通過感應線圈時,磁蕊便會產生磁力線,使鐵片振動。空中的電磁波是交流的,礦石具有整波的功能,能將空中的電波分割成為直流半波,立即可以收聽。
  當然,除了耳機外,還有選台、天線、音量增益等問題。但是我對礦石耳機有興趣,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做一台超小型的收音機,以便上課時偷聽。礦石耳機不論怎樣設計,因為音量小,分頻都不理想。而我所用的器材都是軍事報廢品,經常不是這裡壞便是那裡失靈。最可惡的也就是這種「不可測」的因素,非常浪費時間及精力。
  有幾次,我猜想是耳機壞了,便把耳機拆了下來。那裡面的線圈比頭髮還要細,一不小心,線一斷,可就真正報廢了。拆了幾次,技術熟了,我認為耳機雖小,裡面的空間還可以充分應用,便設法把礦石固定在耳機裡。
  這種小工程可大不易,首先是礦石的靈敏度不穩,良好的接觸點非常難選。終於我用兩個小彈簧解決了,再要把小彈簧及礦石裝進耳機的空隙裡,真有如駱駝穿針!差不多忙了一個多月,我鍥而不捨,最後成功了。一隻耳機,外加一根下垂的短短天線,就可以收聽距離最近的廣播電台!
  完成後,我拿到學校去「現寶」,同學們爭著把玩,一不小心,把那根脆弱不堪的天線給弄斷了!那時的挫折感,簡直不能以言語來形容。完了!再做一個?我實在沒有耐心,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材料了。
  無意中,我把已經壞了的耳機放近耳邊,沒想到竟然還有音樂聲!不錯,果然是電台播放的音樂!為什麼天線斷了還收聽得到呢?為了要找出原因,我又把它拆開,原因沒找到,只是再還原時,耳機卻徹徹底底的報銷了。
  我實在太忙了,沒有再做第二個。其實不用天線的理由很簡單,電磁線圈本身就有電感,只要離電台近,就會有足夠的電力推動耳機。很可能我當時所做的耳機,是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機。天下所謂的發明,不也就是排列組合出來的嗎?
  不久,我的房間變成了「實驗室」,為了要試驗「磁場」,我把偷來的電線圍繞在牆壁四周,通以電流。由於沒有電流負載觀念,一接電,就把家裡的保險絲燒斷了。
  因為天天修保險絲,我發現到家中電源一根是火線,一根是地線。我用一支很長的鋼筋,深深地埋進地裡,作為自己的地線,再接上家電的火線,另成一個迴路。這一來,不論我怎樣用電,電錶始終不動。有時兩根電線的負載處冒起青白色的火弧,家裡的電燈就一明一暗有如鬼火,接下去就傳來父親大罵電力公司的吼聲。
  這些實驗叫我又興奮、又害怕,由於我曾被電擊過多次,深知那種痛苦。為了防止家人無意中撞進來,我便在房門的把手上,貼了二片銅片,各接上電源。只有我知道,在銅片之外的位置比較安全,摸到銅片準會被電擊。
  我從來沒有想到這會有什麼後果,只認為這樣就不會有人進來了。一天,我放學回家,突然見到房門洞開,屋子裡乾乾淨淨的,所有偷來的寶貝、多時的心血,全部失蹤。當然免不了還挨了頓狠打,連一向溫柔的阿香也對我怒目相視。
  玩夠了,也玩怕了,我對電的興趣消失了,從此再也沒有去想它。
  到了考慮未來前途的當兒,這些情景也都點點浮上心頭。是否該學機械?電子?可是再一想,為了什麼呢?這些在我經驗裡,摸摸就會了,還用得著學四年嗎?此外,在當年除了好奇之外,我只是利用這些「技術」來製造自己所需要的「工具」,再應用工具做我喜愛的事物。重要的是後者而非前者,那我去學技術做什麼?
  所以,我決定不學理工,農、醫科則是連想都不曾想過。剩下來的,只有我真心喜愛的音樂、美術、文學三科,一時之間「魚與熊掌」難以取捨。
  考慮再三,我認為畫畫不用學,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老師,只要有鑑賞力,我可以自畫自學。文學也是一樣,或許寫作需要些技巧,可是在學校從來沒有一個老師教我如何作文。每次上作文課,老師只是出個題目,便由各人埋頭去寫。最後本子發下來,上面幾個紅筆圈圈,加上一個分數,了不起有兩句不痛不癢的評語。這又代表了什麼?那有什麼可學?又學得到什麼?
  記得毛姆著的《一生必讀之十大名著》中,說到作品成敗的關鍵,並非文字的寫作技巧,而是生活的體驗。生活體驗是無人可教的,我只要用心體會就是。
  只有音樂,那是令我感到陌生的世界。「她」超然於生活經歷之外,是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、抽象的、絕對的精神境界。區區幾個音符,就可以讓我熱情奔放或是心酸淒楚,好像在宇宙的某一個地方,有個力量操縱著,一切感受都由不得己。
  人的生理結構很微妙,聽覺的功能或許不是最強的,但卻隨時可以提供外在的一些動靜狀況,好提醒視覺去觀察。我們可以閉上眼睛,拒絕看任何東西,卻無法阻止聲音侵入我們的耳朵。不僅如此,聽覺中樞還直接連通反應中樞,以致人對聲音特別敏感。
  動物生存的威脅常來自環境的變化,或者是其他生物的攻擊。這些情況經常會產生震動,發出音波,所以動物便發展出聽覺,以利於生存。又由於音波的傳送比較不受地形及環境的影響,所以由聲音辨識出是求偶或是警兆,遠比視覺來得容易。人類承襲了動物的生理結構,對聲音的感受直接了當,並能毫無保留地傳輸到大腦的神經中樞,瞬間導致人的感知。
  宇宙中時時刻刻都有各種能量的變化,以致聲波充斥在空氣中,無休無止地傳播著。有的聲音需要聽覺辨別,以作利害的判斷;有的則無關緊要,對我們毫無威脅。為什麼在這些變化中,人能夠下意識地隨時作出正確有效的分辨呢?
  聽覺中樞有種功能,就是當某一系列聲音一再重複時,「感覺閥」會自動提高,使聽覺神經不受其干擾。而變化不斷的聲波代表著新發生的狀況,其感覺閥低,故能保持敏銳的感受,立刻被聽覺察知。
  於是,音樂家出現了。他們利用聲音直接撼動人心的力量,選擇了能使大腦細胞產生共振的諧和音,使人在音樂中得到共鳴的感受。又由於「感覺閥」的生理結構,所以必須加上各種變化。然而太多的變化又會讓人分神,故變化中要有規律,使人容易熟悉,產生親切感。所謂親切感,實際上就是大腦神經已經有了導通的神經通路。因為已經導通,所以電阻低,意識中樞的電勢就很容易流經該區。
  人對事物的興趣,就是指意識導向阻力最低的有利狀態。人對事物的瞭解,則是該事物與自己相關的信息。有些事物雖然瞭解得很透徹,卻不見得能引起興趣,因為一成不變的通道,又會提高感覺閥。好的音樂都有適度的變化,既符合規律性,又能維持感覺閥的靈敏度。從對音樂的分析,我發現它與人性有絕對的關係。
  我不敢說當年就是這樣想,但有一點卻是千真萬確,我認定由音樂可以瞭解人性。基於自己的遭遇,我急欲追求對人性的認知,所以,我決定學音樂。
  同時,除了探索人性外,我還想學一些創造的方法。從小我就被逼著思考,全靠自己解決問題,長年累月下來,養成了用腦筋的習慣。習慣養成後,思考變成了一種「反應」,腦筋動得很快。有了這個長處,我發現自己什麼都能學,而且學得又快又好。但是,模倣是一回事,每到想創造些什麼時,腦中卻是汪洋一片,無從下手。
  當時我直覺地認為,繪畫只是模倣大自然,文學也不過描述人間事物,只有音樂完全是創造。所以一定有一種「創造的方法」,否則如何把那些無機的音符,組織成為動人心魄,歌之泣之的「天籟」?
  音樂屬於文組,因此我選擇了高三戊班,專攻文科。
  台中一中的師資比我在台北所見的要好,也可能是進了高三,遠離了家庭糾紛和無謂的煩惱,所以開始注意到老師的素質。
  比如說一位姓王的歷史老師,他講課時常把自己的看法與書本上的觀點相互分析、比較。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歷史公案,是歷史課本上說漢朝王莽「禮賢下士,布衣終生」是「偽善」。
  王老師批評說:「什麼是『偽善』?在人前和人後,在過去和現在表現得不一樣,這叫做『偽』;如果有一個人的『善行』是『偽』,當然是『偽善』。而王莽『禮賢下士,布衣終生』,這句話分明是說,他在人前人後,一輩子從生到死都是這樣,怎能叫偽善呢?」大家聽了,都覺得有理。
  王老師繼續說:「不論是什麼人,要人人讚美是不可能的,我們要有判斷力,不能盲目相信史書,因為史書只是少數人的記述…」
  這些話對我的幫助非常大,個人行為的可信與否,應以終生的表現為依歸,不必在意別人一時的批評。記得母親也常常用這個觀念來教導我,但是我覺得很難做到,因為我對自己沒有信心,不知道怎樣才算正確。
  還有國文老師,他把上課的氣氛弄得很輕鬆,常常講解些課外的題目,幫助我們瞭解課文。尤其在作文時,他從來不出題目,任憑各人發揮。同學若寫不出什麼,畫個大押,他也不以為忤。但遇有值得誇贊的文章,他一定提出來講評一番。
  一中的自由學風很盛,我們宿舍裡有一位同學,在床頭掛了個「鐘擺」,每天埋首研究「自由落體」,不幸他後來被家人強迫進了醫學院。還有甲組一位同學楊維哲,他把大學裡有關數學的課程全都自修完畢,常為人所津津樂道。

 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,有一天,幾個同學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來,說在台中戲院隔壁樓上有幾個美國人,他們一邊往樓下撒鈔票,一邊對撿錢的人拍照。同學們無不憤然,愛錢本是人的天性,美國人怎麼能自以為有錢,便利用人性的弱點,拍照侮辱中國人。
  一傳十,十傳百,沒有多久,幾乎全宿舍的同學都被驚動了。事不宜遲,大夥不約而同地,都往市區跑。
  誰知一到校門口,就有位教官等在那裏,把著大門。仗著人多,同學們開始起哄。有位同學向教官解釋了經過,然後大聲問:「我們讀書是為了什麼? 難道眼睜睜地看外國人侮辱我們?」
  同學們一陣叫好,教官想了想,說:「好,要去我們一起去,排好隊,一切聽我指揮。」
  同學們立刻響應,自動排好隊伍,準備出發。
  正要走時,又有同學跑回來,說事情已經解決,幾個老美被警察請走了。
  幸而沒有鬧成大事,但是過不多久,那位教官卻被調走了。
  另外一次,是「劉自然事件」爆發,全國嘩然,同學們也群情激憤。起因是一個美國人在台灣殺了人,結果美軍當局卻使用「治外法權」,硬判殺人的美軍無罪。
 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,美國人都是些自命財大氣粗的暴發戶。他們胳膊上老「掛」著一個身材嬌小、打扮怪異的廉價吧女,吊兒郎當的到處招搖。
  當時台灣的觀光業並不發達,在台的「老美」實際上只是些待遇不高的水兵。但因用的是美金,台灣生活程度又低,所以其享受驕人,每每令國人自慚形穢。
  我們原是自尊自信的民族,有自己的價值觀念。只因目前國力衰弱了,需要美國盟友的協助。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應該犧牲自己的基本信念,喪失國家的主權。人會死,國會亡,江山也會易容,但沒有任何人甘為人之奴。
  同學們知道學校絕不容許大家去惹事,便打算偷偷地與其他學校聯絡,約好時間,準備一同上街遊行。
  我們還在商議中,有位外號「小教官」的教官,深夜把我叫去,劈口就說:「你不要把台北的那一套給我帶到台中來,我不是好惹的!」
  我猜是為了劉自然事件,故作不懂,問道:「我把台北哪一套帶到台中來了? 請教官講明白一點。」
  「你想來鬧學潮,是不是?」這是當時司空見慣的「白色」管教公式,小教官先把「黑帽子」給我扣上。
  我一聽,滿腔怒火都激發了。從小到大,老是碰到各種不平,這次開會我的確是參加了,也說了幾句話,但絕對算不上是鬧學潮。
  我立刻抗聲道:「教官!請你不要血口噴人,什麼叫鬧學潮?」
  小教官哼了一聲,說:「你怕我不知道?你家住台北,為什麼到台中來讀書,一定沒幹好事!」
  我只覺得熱血上衝,脫口而出:「好!你敢侮辱我的人格,你去叫宋新民來,問問他我為什麼來台中!」
  這話一出,把小教官給搞糊塗了,在學校還沒有人敢對校長這樣指名道姓的。他的氣燄突然低了,小心地問我:「請問宋校長和你是什麼關係?」
  「他以前是我父親的部下!」總算父親可作擋箭牌了,挨了多年的打罵,這時抬出來,心中不無感慨。
  「啊?那請教令尊是…」
  「朱懷冰。」其實我並不知道父親到底有多大。
  他立刻換了一副面孔,說:「朱老將軍,是的,是的,黨國元老,黨國元老,那你要多為令尊想想才是囉!」
  這是生平第一次沾到父親的光,從此小教官對我另眼相看。
  原來不只是我而已,小教官採用各個擊破的技倆,大家都被他約談了,只不知是誰通風報信的。總之,這次事情就此過去,台中一片平靜。而同學們餘波未息,有的決定要投筆從戎,以便捍衛國家的尊嚴;有的則頹喪失志,決定自我放洋。至於我,心裡多多少少感覺到這種屈辱絕非一日之寒,我一定要追究根源。

  寒假時我回到台北,一進家門,就見到一位女仕,很自在地坐在客廳裡。我雖然有點奇怪,因夜路走多了,這些小事也沒加理會。
  父親下班回來,見到我只點個頭就進房去了。吃飯時,那女仕就坐在父親旁的「客座」上,還常常給父親挾菜。敏姐也沒看到,只有妹妹還在。我心中納悶得很,又不好問。
  靜靜的吃完飯,父親和那位女仕進去了,我忍不住問妹妹:「那個女人是誰?」
  「那個女人是我們的後母。」妹妹冷冷地說。
  「後母?為什麼我不知道?」這種鮮事恐怕只發生在我們這個不可思議的家庭中。
  「爸爸就是怕你知道,才送你去台中讀書的。」
  「奇怪!為什麼怕我知道呢?」
  「我怎麼曉得,姐姐也結婚了,她先搬出去,爸爸才結婚的。」
  「姐姐結婚了?」
  「是爸爸逼的!她走時才可憐哩,沒人理會,也沒有人幫忙。好像一隻小螞蟻,一天搬一點東西,好幾天才搬完。」
  「爸爸什麼時候結婚的呢?」
  「你去了台中,姐姐嫁了以後,後母就進門了。」
  「那麼快?」
  「你不記得她了?她以前穿軍服,常來找爸爸。」
  「是那個女政工?」我記起來了,她來過幾次。每次來時,都身穿軍服,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,好像是向父親請教什麼軍國大事似的。
  「是我們的媽媽。」妹妹提醒我。
  我忘不了敏姐對待我母親的態度,自己曾是受害人,當然絕不能和敏姐一般。想到這裡,我立刻站起來,說:「我去叫她一聲。」
  「你是好意,可是要知道人家願不願意哩!」我聽出弦外之音,但是在這種情況下,我沒有多少選擇。
  我敲門進去,她坐在父親身邊。我意味深長,故意說:「媽!對不起,剛才我不知道你是我媽!」
  她看看我沒有開口,父親就說:「你出去吧。」

  中學畢業了,要考大學,父親叫我留在台中,準備考試。
  音樂要加考術科,我對銅管樂器很有把握。在成功中學,我是軍樂隊開隊元老之一,各種樂器都玩過,也都自「鳴」不凡。至於學科,班上曾舉行模擬考試,我的成績不差。當時台中一中的升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,所以心理很篤定。
  不知是哪裡吹來的邪風,宿舍裡盛行請「碟仙」。傳說濟公曾開示,明年一定反攻大陸。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傳說,眾口鑠金,似乎靈驗異常。我有過「觀音菩薩」的教訓,更認為這種碟仙有如兒戲,始終不信,天天與同學辯論。
  碟仙的玩法,是先在一張紙上寫些中文字及英文字母,再用一個碟子,反扣過來,在碟沿畫一個箭頭,這就是全部的道具。玩的人由一到四個不等,其法是先禱告祈求,可以指定神尊或是鬼魂,再不然任憑機緣。
  玩的人各伸出食指,輕輕按在反扣的碟底上。據說碟仙一來,就會帶著碟子移動,等它停下來時,將碟沿箭頭所指的文字,逐一記載下來,便是「神靈」的指示。
  傳說中舉凡交友、升學,碟仙都有求必答,有答必驗。很多同學想知道心目中的女友,而中文人名用字不可能在一張紙上寫全,便以英文字母代替。妙的是所問到的女友名字,經常不是Mary便是Lucy。因為中學生所知道的英文名字有限,連編都編不出新花樣!
  我與同學們爭辯得幾乎傷了感情,我不懂為什麼這樣簡單的道理,居然還看不明白?如果僅以娛樂的立場分析此事,本來無可厚非,總比年輕人上街鬧事好。但如果在理性上,硬要相信碟仙顯靈是實,我認為此人智力大有問題!
  為了免費唇舌,我們決定採用科學方法,親身試驗。共有六位同學志願參加,我們慎重其事的齋戒沐浴,花了三個夜晚,輪流上陣,虔心祈求。
  最後,大家一致認定,除了個人的心理作用外,碟仙根本不存在。但有一位信心極深的同學,到了最後一刻才來,他指責我心存成見,所以碟仙不願意來。並堅決表示,只要他代我參加,一定能成功。
  果然他一上陣,碟子便滿桌飛馳。我分明看到他眼睛搜尋著字,手指並控制碟子運轉。但他發誓賭咒,一口否認。
  依我對他的瞭解,他沒有任何理由來騙我,尤其不可能用這麼幼稚的手段。再說,大家都犧牲了溫習功課的寶貴時間,為的是追求真理,他更沒有理由專門來作對!那麼還有什麼原因呢?果真是我有成見嗎?
  我早已養成一種習慣,每當遇到不能瞭解的事,就會不由自主地潛心觀察,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。
  的確,要指責他有意搞鬼,的確是不公平。他雖然閉著眼睛,瞇出一條微微的細縫,但眼皮卻一動也不動。我知道有些人睡覺時,眼睛不能完全合上。這種情形很難偽裝,除非是長時期養成了習慣,否則眼皮難免會眨動。
  於是,我要求他將眼睛完全閉上,他則認為已經閉上了,只是天生不能閉得很緊。我試著用手在他眼前晃動,他說感覺得到光影,卻不知道是什麼。
  其次,我發現他的反應很快,只要碟子一動,他立刻加速「跟上」,將碟子又推進一小段距離。很顯然,只要有兩個像他一樣的人同時來玩碟仙,若其中有一個人的手不慎顫抖了一下,另一個人就會放大一倍。如此一來,碟子自然而然就不斷地移動了。
  我作了一個試驗,偷偷叫其他的人把手拿開,然後把碟子推了一下。果不其然,只需要他一個人,碟子就「興奮地」往前衝。不過,由此也可以証明他並非存心搞鬼,因為當他的加速度終止後,碟子又停了下來,他則痴痴地靜候著。
  同學們在一旁觀看,也能理解這種現象。只要玩的人相信,便會認為碟子的運動就是碟仙的神力,於是隨著碟子的動向,各出其力,大家都有貢獻。只是,這還不能解釋為什麼碟子會停下來,且指在字上。一再反覆試驗下,這一點也有了合理的答案。
  當碟子開始移動後,玩的人都跟著緊張起來,大家都預期將會停止,各人的手指就有意無意地抬了起來。更妙的是,這時全場的注意力都轉移到碟子的動向上,而忘卻了人的因素。我緊盯著那位同學,要看看他的反應如何,只見他本能的張開了眼睛。
  他也很警覺,知道在做實驗,馬上又把眼睛閉上。其實這樣已經夠了,在那一瞬間,碟子附近的字形,已經映在他腦海中。下一步則是他的意識作祟,因為他已認定將停在何處、或者不停,所以不需要刻意做假,就可以將手指提起來。
  雖然這個理論大家爭論了很久,但沒有人否認在玩的時候,多多少少有種猜測的心態,至少希望碟子落在「有可能性」的文字上。就是這點「合理的」希望,使得人的手指有了「抬起來」或「繼續加速度」的分別,也決定了碟子的運動方向。
  尤其是當一個人自以為他有這種能力時,他的期望與關注必然較他人為強。有意識的主導可以說是欺騙,而無意識的行為卻容易以訛傳訛,混淆視聽。
  為了証明這種無意識的主導行為,我堅持要將參與者蒙起眼睛。只有在大家都看不見的情形下,碟子還能停在文字上,我才願意承認有碟仙的存在。
  大家都同意了,由於從來沒有人慎重的要求把眼睛蒙起,因此也沒有人知道會有什麼結果。但是這位同學很有信心,同意試驗。在多次的試驗下,碟子完全亂了章法,跑跑停停,一直不能「到位」。
  這次的試驗証明了這位同學不是存心欺騙,但是我卻看到了事件的另一面。世上有很多自以為是的人,或為了引人注意,或為了私人利益,儘管無心為惡,卻非常堅持己見,常使得信念不堅的人,無從客觀的分判是非。
  這種後果的嚴重性,遠比有心為惡者為大,所謂「一犬吠形,百犬吠聲」。世人有明辨是非能力者太少,絕大多數都是隨聲附和。尤其是這種值得信任的好人,不論他說得有理無理,人都寧願信其有,反而常常使真理蒙塵。
  到了大學集體報名的前一天,宋校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,問我準備得如何。我說很有把握。宋校長說:「不要太有自信啊!去年本校還有好幾個人沒考上!」
  「起碼我的術科可以拿高分…」
  「術科?你為什麼要考術科?」
  「音樂要考術科的。」
  「音樂!!」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:「這怎麼得了?懷公不罵死我了?」
  我吃了一驚:「音樂有什麼不好?」
  「糟了!糟了!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?我以為你…」他急得說不下去了,停了會兒,又說:「懷公知不知道這件事?」
  「這是我自己的前途,爸爸也管不了!」我振振有詞。
  「唉呀!邦復,你也不是小孩子了,你還不知道懷公的脾氣嗎?他把你交給我管,對我囑咐了不知多少次,說你天分很高,要你學理工…」
  「為什麼一定要學理工呢?假如人人都該學理工,還要別的科系幹嘛?」
  「唉!你不要跟我辯,問題在我怎麼對懷公說呢?」
  我不願為難他,明知跟父親提了,一定通不過。我只好說:「那麼讓我自己向爸爸說吧!」
  宋校長立即撥了長途電話給父親,說:「懷公,邦復有話對您說。」他把燙手蕃芋丟給我。
  我接過電話,說:「爸爸,我在填大學報名單,我要考師大音樂系…」
  「什麼?」電話裡的吼聲震耳欲聾。
  「音樂系!」我肯定的說。
  「叫宋校長來說話!」父親很瞭解我的倔性子。
  宋校長也聽到了,一臉的無奈,拿起電話,只是喏喏連聲。過了好一陣子,宋校長轉過頭來問我:
  「你有沒有第二志願?音樂是絕對不行的。」
  怎麼辦呢?我腦中空白一片,從來沒有想過第二志願的問題。既然音樂被否決了,就學藝術吧!不幸的是,父親仍不同意,再換文學也不行。
  我放棄了,便對宋校長說:「麻煩您問問爸爸吧,只要是文組,由他決定好了。」
  父親堅持我考理工科系,宋校長解釋說現在實行文理分組。我已選了文組,理組的功課沒有學,不可能考得上。
  父親不明白為什麼要文理分組,卻堅持除了理工外,不許我讀大學。
  宋校長急得滿頭大汗,我則死心塌地,不讀大學也罷。
  最後,宋校長想到一個方法:「懷公,您是黨國元老,為國家貢獻良多,我們學校每年有十個名額保送軍校,能不能讓邦復從軍報國呢?」
  千穿萬穿,馬屁不穿,父親總算答應了,宋校長也笑了,我也無可無不可。還是我的預感正確,當我決定要學音樂時,就有點難以相信,居然我能夠決定自己的前途。
  同學聽我說要保送軍校,都表示遺憾,還有什麼好說的?我瀟灑地拿起籃球,一個人走到球場,在眾人的讀書聲中,投起籃來。
  有位教官看我成天打球,便好心勸我,說快考大學了,應該利用時間多讀點書。我告訴他,我已經保送軍校了。
  教官問:「你打算進什麼軍種?」
  「當然是空軍。」我並沒有認真考慮過,只是在直覺上,空軍死得比較痛快。
  「不可能,」教官搖頭說:「你有近視,進不了空軍。」
  我楞了一下,說:「那就海軍吧。」
  「也不行,海軍也要視力好,你只能進政工幹校。」
  「政工幹校?」籃球滾得老遠,我也顧不得撿了:「政工幹校我不去!」
  「為什麼?政工幹校有什麼不好?」
  「從軍就是為了打仗,搞什麼無聊的政治工作?」我不能說我見過一些「搞思想」的人,被他們嚇破了膽。
  教官眼中閃過了一絲驚恐的神色,不再多說,搖頭而去。
  我回到寢室,和幾個同學談起這件事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出點子,但是誰都沒有方案。
  最後,有個同學建議說:「文組你父親不同意,理組也不可能,可是還有農組可以考呀!至少你只犧牲生物和解析幾何,一共一百分,才六分之一而已。」
  「農組?」我覺得總比政工好:「可是農組學什麼呢?」
  一時大家都呆住了,因為宿舍中沒有人報考農組。
  我想起《鐵騎銀瓶》中的新疆大漠風光,養馬總該是農科吧?我問:「有沒有養馬系?」
  大家都笑了,有人說:「有畜牧系,一定可以養馬。」
  「好,就這麼決定了,我考畜牧系。」我的反應一向很快。
  「其他的呢?你總得填別的志願。」
  我喜歡吃西瓜,學學種西瓜也不錯,大家猜了半天,認定農藝是種西瓜的。因此我便決定了三個志願,第一是台大畜牧系,第二是台大農藝系,第三是台中農學院農藝系(那時台中農學院尚無畜牧系)。
  這次父親沒有反對,因為照他的說法,一旦我們反攻大陸,老家珞珈山下還有塊地,學農至少回去還可以耕田。我一生的命運,就如此這般地決定下來了。
  大學聯合招生的窄門很難擠進,總共六百分。我卻有一百分肯定交白卷,我不相信會考得上。別人都在死啃活拚,我則聽天由命,每天悠哉遊哉,照樣打球玩耍。
  考完試,像是應付完了公事,我已準備好去當兵,心理非常輕鬆。十多年的學生生活,像是一場惡夢,我不知道學到了什麼?有什麼用?為什麼要學?我也不知道別的同學是怎麼想的,彷彿人人都是為了考試,考試的目的還是為了下一次的考試。
  在無盡的考試中,我考怕了,白天還好,我可以靠打球、看小說來忘掉它。但是在夢中,一切可由不得我控制,永遠是考試!考試!而且千篇一律,永遠是清一色的結果,繳白卷!繳白卷!
  我這一生似乎注定要在苦海中掙扎,白天如同漫長的惡夢,一層又一層的巨幅布幕,把我緊緊的裹住,束縛得透不過氣來。入夜更是無休無止的惡夢,重複著所有難以擺脫的、令我心神狂亂的恐懼。
  雖然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著,由不得自己作主。可是隱隱約約中,我總覺得我遲早會醒來的。只有在醒了以後,我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。
  不幸的是,我居然考上了!考到了台中農學院的農藝系,離我養馬的志願只差了十分。這時方才有點悔意,早知道惡夢未了,多拚個十分又何妨?
  更令我失望的是,農藝系種稻不種西瓜,這大學四年顯然又是苦海無邊。別人考上大學都在歡天喜地的慶祝,只有我,反而惱恨不已。
  台北市在這些年間,整個樸實的風貌都被高大而雜亂的建築蛀蝕殆盡。南京東路成了市虎的競技場,松江路也在拓寬。後面長春路原來平平坦坦的一片稻田,如今好像被耗子啃過的大餅,零零落落的,殘磚碎石散布一地。
  不僅是景物不再,人事亦非,宮家搬到新店去了。她們的新居在一個小丘的半腰,叢林遮掩之下,一棟老舊的木屋,屹立在歷經風雨沖刷、落石處處的斜坡上。
  宮伯母知道我考上台中農學院,她眉毛一揚,對我說:「沒考上台大,不算進大學,你明年再考吧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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