度支類
足國帑
世宗綜覈名實，罷諸不急之務，河防、海塘等巨費外，皆罷不修。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，一切贓款、羨餘銀。兩咸在焉，末年至三千餘萬，國用充足。每令直省將各省正供糴米隨漕而入，故倉庾實積，可供二十餘年之用。
同光度支瑣聞
同治丁巳、戊午間，穆宗嘗手批至戶部取銀，戶部見條付銀，不敢覆也。
寧、蘇、杭之織造，每歲發五百萬兩。
光緒中，度支竭蹶，戶部當時不過存銀二百萬兩。每月須放八旗兵餉四十八萬兩，虎神營等一百餘萬兩，而所存之銀，僅足發三月兵餉，司計之臣，時時仰屋興嗟。庚子聯軍入京時，頓有五百萬，蓋彼時以軍需緊急，各省餉銀一時湊集故也。
建頤和園，其款多出之海軍經費，約計銀三千萬兩。其修理費，則出於土藥稅。土藥稅每年有一百四十餘萬，歸戶部撥款者僅三十餘萬，餘均歸頤和園。孝欽后駐園時，每日須用一萬兩。
醇親王薨，修祠、造墳諸費，皆由部撥，約共用五百萬。祠中九蓮燈開銷九萬兩，戶部接內務府咨，即付，不敢駁詰。
州縣雜款報銷，尤不可究詰。有曾任直隸之淶水令者，言淶水每年收牛羊稅，計共六百兩，報銷僅十三兩，而藩司署費二十四兩，道署二十兩，州置十四兩，餘皆官所自得。又月領驛站費三百兩，其由縣給發，不過五十兩，則每年獲數千矣。又稅契一項，年可得數千金，而向祇報一百兩，布政使廷杰欲悉數入官，縣官苦之。使人詢天津之成法，某乃往津說直督裕制軍曰：「天津每年收稅契三萬，而報銷只列數百兩，以津地之衝繁，公私各費皆取給於此，庈若悉歸官，將以何給費？」裕曰：「藩司欲如是，吾亦莫能爭，今略增舊額何如？」某曰：「願增為八百，可乎？」裕曰：「可矣。」於是淶水亦援例祇增二三百金云。
光緒甲午、乙未之中日戰費，糧台報銷費八萬兩。
凡京師大工程，必先派勘估大臣，勘估大臣必帶隨員；既勘估後，然後派承修大臣，承修大臣又派監督。其木廠由承修大臣指派，領價時，承修大臣得三成，監督得一成，勘估大臣得一成，其隨員得半成，兩大臣衙門之書吏合得一成，經手又得一成，實到木廠者祇二成半。然領款必年餘始能領足，分多次交付，每領一次，則各人依成瓜分。每文書至戶部，輒覆以無，再催，乃少給之，否則恐人疑其有弊也。木廠因領款煩難之故，故工價愈大，蓋領得二成半者，較尋常工作祇二成而已。
大工如祈年殿，至一百六十萬，太和門至一百二十萬。
內務府經手尤不可信，到工者僅十之一，而奉內監者幾至十之六七。戊戌，以德宗將至津閱操，南苑亦預備大閱，造營房若干，報銷一百六十萬，而李蓮英得七十萬焉。
孝欽后嘗命內務府大臣某購燈數百盞，某恃有慈眷，未納賄。燈入，內監故污之，以示孝欽曰：「某所辦差乃若是。」孝欽亦怒，命毀之，即時數百盞燈狼藉滿地。宣某入，令其拾碎玻璃，拾盡始已。
大內費用，由戶部撥交內務府者，同治乙丑一案，定為三十萬兩。戊辰，又加三十萬兩。後內務府每年時向戶部支取二三十萬不等。至光緒癸巳，戶部堂官奏參內務府堂官不能撙節，時福錕為戶部尚書兼內務府堂官，出奏時，照例迴避，後均得處分。已而忽降旨，以後每年再添五十萬兩。
粵海關每年供用三十萬。殺虎口、張家口、淮安關所收稅課，亦歸內用。
戶部歲奉孝欽后十八萬，德宗二十萬，名曰「交進銀」。德宗之二十萬，二月初繳。孝欽后之十八萬，則每節交五萬，年終交八萬。端節銀於四月杪交入，中秋銀於八月初交入，其年終銀則於十二月初交入。
大內銀庫存一千六百萬兩，孝欽后處尚有黃金三萬兩。
孝欽后發內帑銀，惟戊戌春賑四川災五萬兩，飭由戶部先墊，准在撥內務府款時扣回者，餘雖名內帑，實仍由戶部發出。
光緒辛丑回鑾之直隸用款
辛丑回鑾皇差，共用一百九十餘萬，內由外省協解七十八萬，由賑捐項下提用五十餘萬，善後局支出二十餘萬，南三府地丁銀三十餘萬。每尖站報銷，二萬八九千至三萬餘四萬不等。宿站報銷，三萬八九千至四萬餘五萬不等。尖站者，日間用膳、休憩之站也。
賠款八十萬，暫向賑捐項下借撥。
陵差請部撥六十萬。
省外撫卹教民款，共請二百萬兩，由京餉及北洋海防公費劃撥。實津貼各州縣一百餘萬，餘七十餘萬，以十萬作課吏、校士之需，以十餘萬安置降匪，十餘萬還借地方公款。
范文肅定賦稅
國初，范文肅公文程仗劍謁軍門，文肅為宋范忠宣公裔，太祖曰：「名臣後，宜厚待。」大兵入關，參帷幄。初定賦稅，有司欲以明末練餉為標準，范曰：「明代酷苛小民，激成流寇，豈可復蹈其誤。」因以萬曆中徵冊為準，歲減數百萬兩。
減賦
雍正初年，用怡賢親王言，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，南昌一道十七萬兩。乾隆丁巳，又減江、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。乾隆一朝，凡蠲七省漕米者三，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，前史未有也。且定制，丁統於地，非計丁出賦。有漕省分并地丁，計為什一；無漕省分，祇計地丁，尚未及三十分之一。同治甲子，東南大定，江蓀巡撫李鴻章又奏減江蘇蘇、松、太三屬漕米五十四萬餘石，浙江巡撫左宗棠又奏減浙江杭、嘉、湖漕糧三分之一，朝旨悉允所請施行。
朱文端請永杜加賦
大臣遺疏，多子孫賓客為之，即力疾手定、彌留口占者，亦敘述恩遇，泛論治體者居多。獨朱文端公軾疏云「萬事根本君心，而用人、理財尤宜鄭重。君子、小人，公私、邪正，判於幾微，在審察其心跡而進退之。至若國家經費，本自有餘，異日儻有言利之臣倡為加賦之議者，伏祈聖仁乾斷，永斥浮言，實四海蒼生之福」云云。
免租稅漕糧
高宗自奉儉約，不許街市用金銀飾，禁浙江組繡，代以刻絲；御膳房日用，屢加覈減，至末年，歲用僅二萬餘金。惟關民間大計者，則不計。西域、金川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，河工、海塘以億萬計，丙寅、丁酉、乙卯，普蠲天下正供租稅三次，辛卯、庚戌、丙辰，普蠲五省漕糧四次，初不吝也。
范承勛奏除蒙番賦籍
吳三桂開藩雲南，嘗割麗江邊界地賂蒙番，賦籍尚留。尚書范承勛督雲貴，奏除之。
耗羨歸公
雍正間，耗羨歸公，定直省各官養廉，其端則發於山西巡撫諾岷、布政司高成齡。蓋先是，州縣徵收火耗，藉資日用，上司所需，取給州縣，不無貪吏藉口上司容隱之弊。雍正甲辰，諾岷請將山西一年所得耗銀提解司庫，除抵補無著虧空外，分給各官養廉，而成齡復請倣山西例通行直省。上以剔除弊竇，必更定良法，耗羨必宜歸公，養廉須有定額，詔總理王大臣九卿會議。會各省皆望風奏請，議遂定。
沈端恪力爭耗羨歸公之議
沈端恪公嘗爭耗羨。蓋耗羨歸公之議，刱自田文鏡、諾岷。世宗已許行，而猶召九卿議之。眾以上意所向，不敢爭，沈獨爭之，力言今日正項之外，更添正項，他日必於耗羨之外，更添耗羨，他人或不知，臣起家縣令，故知其必不可行。世宗曰：「汝為令，亦私耗羨乎？」沈曰：「非私也。非是，且無以養妻子。」世宗曰：「汝學道人，乃私妻子乎？」沈曰：「臣不敢私妻子，但不能不養妻子，若廢之，則人倫絕矣。」世宗笑曰：「朕今日乃為沈近思所難。」是日，眾皆為沈危，然上雖不用其言，亦不怒也。
西康糧稅
西康糧稅，土司、呼圖克圖徵收實無定章，亦多寡不一，百姓耕地栽種一斗，年出產十餘斗者，徵糧數升。若土司、呼圖克圖之公地有與百姓之地相連者，則免百姓耕地之糧，命百姓備籽種，代耕公地，秋收時，土司、呼圖克圖但收公地所產之糧。其徵固輕，而徵銀即較糧重一二倍。每年徵糧之外，若婚嫁、兵事，則另派百姓納銀，一年數事，則派數次。一二年無事，則以三年朝貢之事派之。且徵收糧稅，係頭人經手，土司徵糧一斗，頭人加徵一升或半升不等。於牧場則徵馬、牛、羊，或羊、牛肉，或酥油，其派銀仍與耕地者同。至光緒乙巳、丙午間，裏、巴兩塘改流，另定糧賦章程，征收雖較前加重，毫無雜派，百姓聞風，咸恐土司、呼圖克圖苛虐，極願改流。惟改流之事不利於土司、呼圖克圖及頭人等，若輩故動輒阻撓耳。
田法
四川成都北門外昭覺寺，田業張廣，歲所盈積，更以置田。某縣令新蒞任，聞而惡之，謂：「若任其添置，則成都之田，將被購盡。」乃定自後寺中不得置田。於是歲所入租金悉埋諸地下，每歲約得五六十萬。又上海人置田過五十畝者，輒被舉為保正，雖隱寄不能避也。故凡富戶購田，均不敢過五十畝。又揚州富人購田，輒被掯勒，不能得顆粒租，故揚州富人獨不置田。
關稅
各省關稅，以乾隆癸酉奏銷冊籍稽之，共四百三十三萬，當時各省最為富饒，商賈通利。後司事者冀久其任，歲增盈餘，至乾隆乙卯，則加至六百四十六萬有奇，故不免虧缺。司事者重征以飽私囊，虧缺數目，仍歸正供銷算，徒有賠補之名，從無傾其私囊者。至嘉慶甲戌，滸墅關虧缺二十餘萬，他稅稱是。藉虧缺為名，日加苛歛，以致商賈不前，物價昂貴，民大有損。使輕其征收之款，而覈其實入之數，雖不及乙卯之豐，亦必以乾隆癸酉為則，年銷年款，國課不致虛懸，貿易亦沾實惠，誠上下兩便之術也。
海關常關
康熙乙丑，就沿海貿易省分，設江、浙、閩、粵四關，稱海關監督。道光壬寅，與外國訂約，開五口通商，設關征稅，後漸開至三十餘口，並增三十餘關，即世所稱海關隸於稅務處者是也。海關任洋員，諺有「洋關」之稱，又或求別於常關而稱「新關」，皆非也。海關、常關性質既殊，稅率亦異，所稅船貨，其類尤別，宜乎自為統系，無聯屬之關係。而五十里內外常關之區別，則沿光緒辛丑和約而來也。辛丑賠款，常關亦列抵押，通商口岸之關，應歸海關兼管，厥後，遂以口岸五十里內者屬稅稅司，五十里外者仍屬監督。其後制定兩權並立，計有海關四十處，分關、分卡一百零三處，常關二十二處，分關、分卡六百四十五處，名稱固甚複雜也。
梧州關
梧州一關，扼左、右江之衝，百貨往來，榷征極重。監督所入，大率歲贏十萬，酬應開銷均在其外，丁役陋規亦在其外。全省官場，指為第一肥鄉，無不沾其餘潤。
花子關
淮安關久有花子關之目，以其搜括無遺，形同乞丐也。
重征洋米稅
國初，洋米入海口，重征其稅，阮文達公元官粵督，始奏免之。阮有詩云：「西洋夷船來，氈毳可衣服。其餘多奇巧，價貴等珠玉。持以示貧民，雖巧非所欲。田少粵民多，價貴在稻穀。西洋米頗賤，曷不運連舳？夷曰船稅多，不贏利反縮。免稅乞帝恩，米舶來頗速。以我茶樹枝，易彼島中粟。彼價本平常，我歲或少熟。米貴彼更來，政豈在督促。苟能常使通，民足歲亦足。」
活稅死稅
直隸州縣，多恃騾馬稅，雖號稱由州縣承辦，而往往分給一二處於巡檢、典史，數目各縣不一，且時有改為活稅者。活稅，每價一百千抽一千。死稅，則騾馬八百一十，牛四百五十，驢三百有零。以上皆係外收之數。交官則騾馬三百六十，牛一百六十，驢一百二十。計南宮一縣，外收至三四萬，而交官不及半，至報部不過數百金而已。
粵東稅契
粵東州縣交代，仿照山東辦法，各清各任。實任出差調簾或別有事故，委員代理者，代理期間，歸併前任統算。每有因流攤各款彼此互爭者。其實交代局中，祇問正部及解司三項，如已解者結報，未清解者嚴追。交代冊內有解長別款，或款為代墊者，雖盈千累萬，不計也。其最無理者，為短征稅羨一款。州縣稅契，由於民間買賣田產，然不能一定，其置產之人，多因省費，匿不投稅過割，白契管業。圖利之徒，平日收受契據，伺州縣官卸任時，減價招徠，始行投稅。州縣官臨交卸時，祇求有契來稅，不問真偽，不論年月，來者不拒，即予印發。迨朦印後，因此纏訟，轇轕不清，而定章，州縣短征稅羨，即須賠繳。蓋由於同治間某方伯曾下一檄，謂各牧令如能將稅羨長解者，分別調劑，於是各州縣紛紛解長，甚有解私囊而見好上官者。次年，方伯又下一檄，謂即以上年所解之數作為定額，於是害民之事，又變而害官矣。後改為三聯稅契，不用契尾，又將契價酌留二成辦公，官民始交受其益焉。
揚州鹽課
揚州繁華以鹽盛，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，歸商人十數家承辦。中鹽有期，銷引有地，謂之「綱鹽」。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計之，場價斤祇十文，加課銀三釐有奇，不過七文，而轉運至漢口以上，需價五六十文不等。愈遠愈貴，鹽色愈雜，鄉曲貧民，有積日累旬堅忍淡食者矣。此非正課致之，商人積弊累之也。諸商所領部帖謂之「根窩」，有根窩者，每引抽銀一兩，先國課而坐收其利，一也。運腳公用，額定七十萬，其後十增其五，而用不及半，二也。漢口岸價，每引又派一兩有奇，三也。即此三項，已倍正課而過之。加以鹽院供億，各大憲緝捕、犒賞，又豢養乏商子孫，月支萬計。最奇者，當時有春臺、德音兩戲班，僅供商人家宴，而歲需三萬金。又總商謁見鹽院，一手版數十文耳，而冊載一千兩。率由總商妄立名目，取諸眾商。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焉。
王文恪整理鹽綱
兩淮鹽務，積弊甚多，虧正、雜課以鉅萬計，歲盡而前歲綱未集。王文恪公往勘，疏請節浮費，革根窩，定桶稱，編船號，疏運道，散輪規，弱帶銷。大旨謂商本輕則鹽價自賤，私販不緝而自消，舊欠輕則新綱可清，積壓無因而藉口。且疏銷巡緝，責成州縣汛弁，而鹽政非所屬，令沮不行，請裁鹽政，由總督兼轄。朝旨允之。
李仲昭劾辦舞弊鹺賈
李御史仲昭，番禺人，少生海隅，洞知鹽筴利弊。長蘆鹽課有易稱弊，每引浮數百斤，致壅滯難銷，動損國課，鹺賈查氏富逾王侯，交結要津，人莫敢攖。李補官旬日，露章劾之，枚舉其弊，仁宗怒，命留京王大臣審訊，皆引服。查有圻論戍，其餘降革有差。
陶文毅整頓兩淮鹽法
自陶文毅公澍改兩淮鹽法，而鹽商頓變貧戶，凡倚鹺務以衣食者，無不失業，一時謗議蠭起。揚州人士為作葉子戲，乃增牌二張：一繪桃樹，拈得此牌，雖全勝亦負，故得者無不詬罵；一繪美女，曰陶小姐，得此者雖全負亦勝，拈得之，輒喜而加以謔詞，其褻已甚。文毅聞之大恚，即具摺力辭鹽政及江督之職，廷旨未允。一二年後，其風始息。
釐金
釐金之起，由副都御史雷以諴幫辦揚州軍務時，江北大營都統琦善為欽差大臣，所支軍餉，皆部解省協，雷部分撥甚寡，無計請益，乃立釐捐局，抽收百貨，奏明專供本軍之用。行數月，較大營支餉為優。運使金安清繼之，總理江北籌餉局，為法益密。各省亦起而仿之。然上不在軍，下不在民，利屬中飽，鄂撫胡文忠公林翼精思熟慮，法劉晏「專用士人理財」一語，加以章程，課法詳明周至，遂立富強之效，全局賴以振興。東南各省，繼起日盛。大率皆秉其法，民亦相與安之，幾若丁田之有賦役矣。文忠嘗言釐金之設，專取於商，不取於農，較加賦為優。其法，凡諸賈人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，出入一錢，官取其釐，分別城市大小，居者立局，行者設卡，窮民小本經紀者免。故商賈不病，而大有裨於餉，軍興十餘年，賴以源源不竭，卒成勘定功。其事雖創行於雷，而其議實倡始於烏程監生錢江也。江字東平，嘗客廣東，坐法戍新疆，遇赦回籍。粵寇亂時，往邵伯埭投雷，歷言用兵、理財諸法。雷大悅，辟置幕府，佐雷辦理糧臺，遂立釐金之法。嗣江與雷積不相能，雷竟戕江，於是人但知雷創行釐金而知江者少矣。然釐金之法行之既入，官吏待缺者視為利藪，設局日多，立法日密，胥吏、僕役，一局數十人，大者官侵，小者吏蝕，甚至石米、束布，搜括無遺，則非立法之苛，而奉行者不盡善也。雷既用此策，軍用日饒，公私交裕，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，督勸捐納，不從者脅之以兵，時人畏之，目為五虎。
金安清辦釐捐
金安清字梅生，秀水人，由佐雜起家，洊至兩淮鹽運使，長於理財。咸豐末，江蘇全省淪陷於粵寇，完善者僅江北十餘州縣，時金以兩淮鹽運使駐泰州，督辦後路糧臺，設釐捐局以供軍餉，歲有贏餘，所用綜核之員，最著者為杜文瀾、宗源瀚、許道身三人。方開辦之始，召諸員入談，詢以月薪若干金始不絀於用，所對者或多或少，次日授檄，則皆如其言而倍之。且謂之曰：「諸君但計日用，未計有意外事，今並意外事亦足辦矣。若更有一文染指者，當以軍法從事。」眾人無不懍慄，踴躍從公。故得以一隅之地，而供給數萬大軍，使無脫巾、譁潰之虞者，金與有力焉。
法越戰前之粵西釐稅
粵西之西南，距桂林較遠，為通滇要隘者，曰百色廳，右江鎮駐思恩府，近資控制。沿江市易，以木簰為大宗，由右江轉入府江，南下東省，關征釐榷，頗有可觀。惜無專司之人，仿湖北新關、江寧下關木稅章程切實辦理者，故全省一歲所入地丁雜項不過二十萬金，釐稅則有四十餘萬，惟米捐為最鉅。當法越事起，東省水災，恃西米以濟，中外合詞奏免米釐，西餉因以大匱。朝廷特允西撫之請，撥粵海關稅、四川鹽課濟之，僅可自保。蓋西省邊區，向由部庫、鄰省協撥，軍興而後，協撥十不得一，亦惟倚釐稅一項而已。
洮南貨幣
洮南之蒙人交易，全用現銀，而自他處購辦貨物，以奉省鈔票為宜。但奉票太少，不敷市面之用，故兼行吉、黑官票。且又有本城商家所發紙幣約十六萬元左右，然以準備不充，信用缺乏，較奉票差至一角有餘，商、民交困。而生銀真幣既不可得，所屬各縣，仍通用此項紙幣，以為本地糧米等土貨之通幣。
甘肅貨幣
甘肅圜法極敝，制錢銅鐵雜用，同、光間，軍務倥傯，庫款益不給，藩司印錢幣以濟乏，每紙值錢千枚，按時值銅鐵錢各半。久之，幣價寖絀，至左文襄督關隴時，鈔法益敝，每紙僅值大錢六文，官私充用，束幣盈橐，益不便。左謀發庫藏悉收之，商之藩司某，某有難色，曰：「盡償幣值，須金數百萬，懼不給，奈何？」甘人聞之，喜而奮曰：「公肯收幣，公施惠甘人多矣。請仍按時值，每紙予錢六文，綜計需金數十萬，可畢收矣。」左喜，發庫金收幣，甘人亦有私燬義不取值者，既訖事，僅用銀二十餘萬兩，而甘幣之困紓矣。
新疆貨幣
光、宣間，新疆錢幣有白銀、【即塊銀。】天綱銀元、市銀之別，以紅錢四百枚為一兩。貿易用市銀，白銀、天綱例須貼水。紅錢不便取攜，故紙幣風行，載明紅錢四百文。紙幣四種：一老官票，藩司發行一百萬兩，南路最信用，價與白銀等，北路亦較市銀價高。一新官票，亦藩司發行一百萬兩，價較市銀為高。一興殖銀行票，一油布票。商家所出，即市銀也。
西藏貨幣
藏人習用雜銀，與廓爾喀貿易，即用廊幣。高宗以中外一統，通用制錢，藏地不宜轉用外番貨幣，且廓部所鑄之錢，易回純銀，又攙銅鼓鑄，是藏中純銀，為廓易去，因禁止廓人貿易。至民間買賣，以哈達、茶、黃油等交換，非價之高者，不用銀幣。達賴所鑄銀圓曰藏圓，重一錢，銀六銅四，形圓而薄，名曰「唐加」。向無輔幣，市中貿易，非翦破不可，一唐加，可以翦之為二為三為四為五為六，名曰「卡扛」。藏、印通商後，印度盧比通行藏中，原值銀三錢二分，當未暢行時，僅作二錢數分，後因商旅之往來印藏者非用盧比不可，遂增漲至四錢左右，每歲漏稅不可勝計。四川造幣廠為抵制盧比計，特仿其制，鑄三錢二分之銀圓，行銷邊藏，并有重一錢六分及八分者，為之補助，藏人始頗爭用。然其地土貨少而外貨多，以川圓購外貨，外人不用，即用矣，亦必故抑其價，作二錢八分或三錢不等，印度盧比，則仍作四錢。於是販售川茶之商，多用川圓，販售印貨之商，仍用印度盧比。故察木多一帶，川圓多而印度盧比少，拉薩一帶，仍印度盧比多而川圓少。銅圓則由川運往，恩達以東，亦暢行矣。
錢法源流
國初，錢法屢經更定。始以滿、漢文分鑄天命通寶、天聰通寶，錢幕皆無字。迨鑄順治通寶，則專用漢文。嗣於錢幕之左，鑄漢文「一釐」二字，【紀值銀之數也。與古半兩、五銖等錢紀銅之輕重者異。】其右，係戶部者鑄「戶」字，係工部者鑄「工」字。後又改定京局，錢幕分鑄「寶泉」、「寶源」二字，皆滿文。其各省鎮局亦分鑄各地名。江南江寧府局鑄「寧」字。安徽局鑄「安」字。蘇州局鑄「蘇」字。江西南昌局鑄「江」字，後又鑄「昌」字。浙江杭州局鑄「浙」字。福建福州局鑄「福」字。漳州局鑄「漳」字。臺灣局鑄「臺」字。湖廣武昌局亦鑄「昌」字，後又鑄「武」字。長沙局鑄「南」字。河南開封局鑄「河」字。山東濟南局鑄「東」字，後又鑄「濟」字。山西太原局鑄「原」字，後又鑄「晉」字。陝西西安局鑄「陝」字。甘肅鞏州局鑄「鞏」字，後移蘭州，仍用「鞏」字。密雲鎮局鑄「密」字。薊州鎮局鑄「薊」字。宣府鎮局鑄「宣」字。大同鎮局鑄「同」字。臨清鎮局鑄「臨」字。四川成都府局鑄「川」字。廣東廣州局鑄「廣」字。廣西桂林局鑄「桂」字。雲南雲南府及臨安府、大理府、祿豐縣、蒙自縣各局俱鑄「雲」字。貴州貴陽府局鑄「貴」字。畢節縣局鑄「黔」字。皆滿、漢文各一，滿文居左，漢文居右。至雍正初年，又定各省錢幕俱照京局例，以「寶」字為首，次鑄本地方一字，皆用滿文。蓋於錢面鑄年號，以昭王制，於錢幕鑄滿書，以示同文。
當十大錢
咸豐時，造當十大錢，出京即不可用，價日落。外省人入京者，猝不易辨，或戲釋之曰：凡當十大錢，手中僅取一文，其錢面卻寫十文，市中通呼為二十文，如用以購物，實準作平常制錢二文。
咸同光宣四朝錢法之變更
國朝制錢，以康、乾兩朝所鑄為最，皆取給於滇銅。逮咸豐初，軍旅數起，國庫匱乏，滇銅亦因道梗不至，於是刑部尚書周祖培、大理寺卿恆春、御史蔡紹洛先後請鑄大錢以裕度支，時祁文端公嶲藻方長戶部，力贊成之。癸丑三月，先鑄當十錢一種，重六錢。八月，增鑄當五十一種，重一兩八錢。十一月，復增鑄當百、當五百、當千三種，名曰「鈔錢」。當千者重二兩，當五百者重一兩六錢，銅色紫，當百者重一兩五錢，銅色黃。而減當五十錢為一兩二錢，當十錢為四錢四分，繼而又減為三錢五分，再改為二錢六分。甲寅正月，增鑄當五錢一種，重二錢二分。三月，鑄鐵當十錢。六月，鑄鉛制錢。其時盜鑄鈔錢之案蠭起，嚴刑不能禁，官中既艱於收兌，民間亦不復流通，先後奏請廢止，惟留銅、鐵當十錢。後鐵當十亦廢，僅留銅當十一種。諭令大錢與制錢並行，而京城乃不用制錢，出城數十里，又復不用大錢，紛紛擾擾，圜法大壞。至光緒戊子，閻敬銘為戶部尚書，請廢當十，仍用制錢。遂奉旨以三年為期，所有交官之項，以制錢出，以大錢入，期於三年內收盡。然大錢在市，雖名當十，僅作制錢二文，相沿已久，此令既下，市肆大擾，貧富交困。先是，咸豐初年，銀一兩，易錢七千餘，同治初，易至十千，光緒初，至十七千。戊子以後，漸減至十二千，丁酉以後，更減至十千零，大錢漸絕，市面乃稍定。壬寅、癸卯間，鄂省首鑄當十銅元，【粵省最初設銀元局，張文襄公蒞鄂，招粵工匠來，改鑄銅元。】各省豔於大利所在，相率繼起。間有鑄當一、當二、當五及當二十者，以利率不厚，迄不多見。於是銅元充斥，圜法又壞。當銅元未行時，東南各省洋價每元八百餘文，後漸增高至一千二三百文。所鑄銀元，雖標明每當十銅元百枚易一銀元，然市間迄不遵從，甚有以銅元作七折，八折行使者。各處互異，上下騷然，漏外溢，而幣制遂成一極大問題矣。
諸寇錢文
開國以來之諸寇，皆嘗竊大號，鑄錢文，鄭成功曰「常平」，孫可望曰「興朝」，吳三桂曰「利用」，耿精忠曰「裕民」，迤西土酋王耀祖曰「大慶」，洪秀全曰「太平天國」是也。
鈔票
咸豐朝，以制錢缺乏，京師嘗行鈔票。既而價漸低落，至不能直半價，戶部猶不肯廢罷。而入市買物，無人肯收受者，遂相率以此充戚友婚喪之餽遺品。
吉林官帖
吉林官帖之發行，自永衡官銀號始。永衡官銀號之創設，自吉林將軍改為巡撫之時始。永衡貿易宗旨在發行市錢之紙幣，【吉人呼為官帖。】嗣因吉林官銀號賠累甚鉅，乃改名為永衡久官銀號。營業年餘，頗獲厚利，紙幣之信用亦大著，每羌洋一元，僅換官錢二吊上下耳。於是增加擴張，設立分號二處，一在長春，一在哈爾濱。是時新發行之紙幣，猶不過市錢四百萬吊而止。未幾，疫症蔓延，防疫無款，則發行紙幣以充之。吉林大火，建築市場無款，又發行紙幣以充之。
洋錢名稱不一
乾隆以前，粵中所用之銀，曰「連」，曰「雙鷹」，曰「十字」，曰「雙柱」，此四種來自外洋，統稱之曰「洋錢」。其後又有「花邊」之名，來自墨西哥。又有「鬼頭」之名，來自英吉利，亦謂之「公頭」。福康安節制兩粵，爵嘉勇公，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，禁之，令民間呼為「番面錢」。以其像如神，故又號「番佛」。仁和周南卿詠洋錢句云：「一總假情留半面，十分難事仗圓光。」
禁用日本寬永錢
寬永為日本年號，其錢文曰「寬永通寶」。乾隆間，以沿海地方行使寬永錢甚多，疑為私鑄，諭令江蘇、浙閩各督撫窮治開鑪造賣之人。經江督尹繼善、蘇撫莊有恭疏奏：「此種錢文乃日本所鑄，由商船帶回漏入中土。」因定嚴禁商舶攜帶倭錢及零星散布者官為收買之例。
令民稱貸公家
光緒朝，揚州陳六舟京兆彝，巡撫安徽，條陳便民如干事，有令民稱貸公家春借秋還一條。得旨申飭，謂直是宋臣王安石青苗法矣，以是改任浙江學政。當是時，合淝李氏族人某擅殺人，知縣宋某必欲置之法，李氏大譁，宋竟罷尸。陳適於是時改官，人咸謂得罪巨室使然，而不知別有為也。
左文襄倡借洋債
光緒初年，新疆用兵；左文襄公倡議借用洋債，此為政府募集外債之始，【商人之欠洋款由來已久。道光壬寅中英《江寧約》第五款「酌還商欠三百萬兩」，此為國家代還商欠，非國家自身之欠款也。】委道員胡光墉主其事。此事傳之滬上，西報略有諷議，謂借債募兵，非計之得；又有謂國際用兵，【新疆兵事頗涉中俄關係。】第三國不宜有所資助。此等論調，看似忠於為我，其實此次借款，劃出若干為購買槍礮之需，債權者得兩重利益，故得之者欣然，旁觀者遂不免發為妒詞也。及華字報稍稍登載，事為左所聞，左即致書某友云：「江浙文人無賴，以報館主筆為其末路。」蓋即指此事而言也。
捐輸始於開國
捐輸，粃政也，開國即行之。順治己丑，戶部奏軍旅繁興，歲入不給，議開監生、吏典等援納，並給僧、道度牒，准徒、杖折贖。康熙丁巳，侍郎宋德宜奏稱捐輸三載，所入二百餘萬，知縣最多，計五百餘人，與吏治有礙，請停。未幾，噶爾丹戰事起，又開，且加捐免保舉各例。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一條，增捐應升先用，陸隴其亦以為言，部議不允。乾隆丙辰，下詔停止，又留戶部捐監一條。壬辰，川督文綬奏請暫開，奉旨申飭。嘉、道以後，接踵又開，始而軍務，甚而河工、振務，亦藉口開捐，一若舍此無以生利者。貪官墨吏投貲一倍而來，挾貲百倍而去，吏治愈不可問矣。
王文簡處置貲郎之意見
自滇、閩、二廣用兵，開捐納之例，始猶不至過濫。其後陝西賑荒，出塞運饟等事，則漸汎濫矣。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補知府，言官論之，因革去，其後，于振甲為運饟都統，則不由戶部及九卿集議，徑移吏部銓補，於是僉事方面顯官亦在捐納之列，初任即得補授矣。後左都御史張鵬翮疏言州縣守令，教職捐納汎濫，九卿集議，遂欲通改幕職、佐貳等官。尚書王文簡公士禎時貳戶部，曰：「朝廷不可失信於天下，已往可勿論，但當慎之於將來耳。」眾以為然，遂罷議。
阿五捐米助餉
阿五者，安坤奴也。坤死，五逸去。吳三桂反，五欲挾還水西地，亦稍為之助。適將軍穆某提大兵恢復新疆，五乃翻然出迎，捐米三十石，約矢將軍以為功。先是，安坤妻禒氏，烏蒙女也，安坤既誅，祿氏逃入烏蒙，垂二十年。三桂滅，阿五乃奉祿氏歸舊巢，謂祿氏有遺腹子名勝祖。康熙甲子，朝廷念捐米功，授勝祖宣慰司銜，阿五六品長官司銜。
開捐免保舉例
康熙辛未，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，軍用浩繁，奏行有輸運糧草者，准作貢監並免保舉例。陸清獻公隴其時為御史，奏謂督撫舉人，必曰清廉方為合例，若保舉可捐，是清廉可捐而得也。又疏稱捐納一途，賢愚雜錯，惟恃保舉以防其弊，不敢謂保舉盡公，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云云。下九卿議，並言事例已行，不必更張。其後，軍功、捐納兩途，到省一年，由督撫察看才具，出具考語，即當時保舉遺意。
餉生
康熙戊午，以四方多事，令童生每名納銀四兩，得入院試秀才；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，名曰餉生。經御史奏止。【明福王時，縣考童生，提學奉功令納銀三兩二錢得入院試。此事殆沿其制耳。】
衡州九釐餉
湖南衡州府有九釐餉，洪承疇用兵時擬設額也，後遂沿為例，衡民苦之。乾隆初，休寧黃興仁守是郡，上牘請免之，議格不行。
張澄齋發藏粟
道光中，英船入江，金陵戒嚴，兵民乏食，山陰張澄齋為白下僑舊，慨然發藏粟三千石，傾家財七萬有奇，悉以供軍糈，振民饑。城完寇退，口不言功，大府上其義，行有詔褒錄，留江南以知府用，並賞孔雀翎。
索還捐銀
道光間，有西幫票某商甲號，遵例報捐知府候選，未幾得缺。引見時，宣宗詢其出身，以捐班對。問向作何事，曰開票號。宣宗不懌，斥之曰：「汝原係做買賣的，做官恐做不來，還是去做買賣的好。」甲見事不諧，亦憤然曰：「既不許咱做官，如何收咱們的捐銀，不是欺騙咱們嗎。」宣宗怒其貪鄙，而又憐其愚戇，揮令退出，即降手諭，將其革職，命戶部發還捐銀。
空白部照
錢江既佐雷以諴辦理糧臺，創釐金之法，然以江北兵勇萬餘，儲胥孔棘，雷雖以轉餉為職，實無所措一金。江復為畫策，疏請空白部照，勸民捐輸，隨時填發，鉅款可以立集。先是，百姓報捐，或輸年不得護符，往往意興索然，至是，朝納白金，暮榮章服，富商巨室，遂無不踴躍輸將矣。
咸豐朝諸臣奏請開捐
咸豐癸丑，戶部尚書孫文定公瑞珍奏請捐納舉人，禮部侍郎陶樑請仿康熙年間例，報捐生員，文生每名一百兩，武生減半。甲寅，戶部侍郎羅文恪公惇衍奏稱粵東大姓，往往聚族而居，積有公產，請令一姓捐銀至萬兩者，將該族子弟每遇歲試，永遠取進文武學額各一名。侍郎何彤雲請開各省舉人進士捐免停科之例。皆奉旨斥駁。
馬草生員
同治時軍興，馬多乏食，江南府縣紳民，有請輸馬草捐以廣學額者，鮑花潭學使奏其事，朝旨嘉允焉。然繇是江南秀才，驟增十之一，故時人為之語曰：「鮑花潭有名學士，馬草捐無限生員。」鮑蓋咸、同間名宿也。
捐納流品之雜
捐納一途，至同、光之際，流品益雜，朝入緡錢，暮膺章服，輿臺廝養無擇也。小康子弟，不事詩書，則積資捐職，以為將來噉飯地，故又美其名曰「討飯碗」。至若富商巨室擁有多金者，襁褓中乳臭物，莫不紅頂翠翎，捐候選道加二品頂戴並花翎也。
永遠停止捐納
光緒庚子，兩宮西狩時，江、鄂督臣會奏：「捐納實官，最有妨於新政，嬲亂吏治，阻閡人才，莫此為甚。今欲整頓變法，請即下詔永遠停止，庶幾人人嚮學。」兩宮深以為然，閱日而永遠停捐實官之詔下蓋是時以官為市，鄉里小兒咸動官興，且即無官者，亦可任意戴各色頂戴。稍能餬口之家，決不自認為白丁，人亦不以白丁疑之。當時又有種種勞績保舉，所謂半層之保舉，補缺後以應升之階升用是也；所謂一層之保舉，免補本班以應升之缺升用是也；所謂一層半之保舉，與以升階，俟過班後再與以某升銜是也。有人家小康，冒稱縣丞職銜，人咸信之。會以訟事到官，官追究其捐納之執照，乃知其分文未付，但意想耳。舊例，捐官必先捐監，是人并監而無之，或為之題銜曰「候捐監生」，俟捐監生後候捐縣丞。
畢秋帆發庫銀賑濟
畢沅撫河南，乾隆丁未，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，隄潰城決，淹沒田廬，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。七月朔，得襄陽飛信，即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，星夜解楚賑濟，並即奏聞。高宗大加獎賞，不數日，擢兩湖總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