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
序
書之名無慮數十百種，而究其實，不過經與史二者而已。經所以載道，史所以紀事者也。六經開其源，後人踵增焉。訓戒、論議、考辨之屬，皆經之屬也；鑒記、紀傳、敘志之屬，皆史之屬也。
顧六經者，聖人之書也。言體必有用，言用必有體。《易》與《禮》、《樂》，經中之經也，而事亦紀焉；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經中之史也，而道亦彰焉。後人才識淺短，遂不得不歧而貳之。貳之，斯不能不有所戾。故高譚名理者，常絀於博識之士；而自矜該洽者，其是非或謬於聖人。顧理無二致，故言道之書，雖世不乏著，究其精者，亦不過恢張餘蘊，僅可作佐翼注疏。其卑者，糟魄唾餘而已。若稍肆焉，則穿鑿傅會破碎支離之弊出矣。
至於事則不然，日異月新，千態萬狀，非聖人已然之書所能盡也。故經不能以有所益，而史則日以多；史固盛衰成敗廢興存亡之跡也。已然者事，而所以然者理也。理不可見，依事而彰，而事莫備於史。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報施，智愚忠佞賢奸之辨，皆於是乎取之。則史者可以翊經以為用，亦可謂兼經以立體者也。
自制舉藝出，而經學遂湮，然帖括家以場屋功令，故猶知誦其章句。至於史學，其書既灝瀚，文復簡奧，又無與於進取之途，故專門名家者，代不數人。學士大夫，則多廢焉置之；偶一展卷，率為睡魔作引耳。至於後進初學之士，若強以讀史，則不免頭涔涔目森森，直苦海視之矣。《春秋》三傳，《左氏》最為明備，專經者，猶或不能舉其詞，況其他乎？
顧人多不能讀史，而無人不能讀稗官。稗官固亦史之支派，特更演繹其詞耳。善讀稗官者，亦可進於讀史，故古人不廢《東周列國》一書，稗官之近正者也。周自平轍東移，下逮呂政，上下五百有餘年之間，列國數十，變故萬端，事緒紛糾，人物龐雜，最為棘目聱牙，其難讀更倍於他史。而一變為稗官，則童穉無不可得讀。夫至童穉皆可讀史，豈非大樂極快之事邪？然世之讀稗官者甚眾，而卒不獲讀史之益者何哉？蓋稗官不過紀事而已，其有智愚忠佞賢奸之行事，與國家之興廢存亡盛衰成敗，雖皆臚列其跡，而與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報施，智愚忠佞賢奸計言行事之得失，及其所以盛衰成敗廢興存亡之故，固皆未能有所發明，則讀者於事之初終原委，方且懵焉昧之，又安望其有益於學問之數哉？夫既無與於學問之數，則讀猶不讀，是為無益之書，安用災梨禍棗為？坊友周君，深慮於此，囑予者屢矣。
寅卯之歲，予家居多暇，稍為評焉。條其得失，而抉其隱微，雖未必盡合於當日之指，而依理論斷，是非既頗不謬於聖人，而亦不致遺嗤於博識之士，聊以豁讀者之心目，於史學或亦不無小裨焉。故既為評之，而復之如此。
乾隆十有七年春，七都夢夫蔡元放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