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九回 責孝道家庭變態 權寄宿野店行沽
且喜自從打破了頭之後，那邊便聲息俱寂，我便安然鼾睡。一覺醒來，已是九點多鐘，連忙叫茶房來，要了水，淨過嘴臉，寫了兩封信，拿到帳房裡，托他代寄。走過客堂時，卻見杏農坐在那裡，和昨夜我看見的那小子說話。原來佛照樓客棧，除了客房之外，另外設了兩座客堂，以為寓客會客之用。杏農見我走過，便起身招呼道：「起來了麼？」我道：「想是到了許久了。」杏農道：「到了一會兒。」說著，便走近過來，我順便讓他到房裡坐。他一面走，一面說道：「方才來回候你，你未起來，恰好遇了一個朋友，有事托我料理。此時且沒工夫談天，請你等我一等，我去去再來。」說罷，拱手別去。
我回到房裡，等了許久，直到午飯過後，仍不見杏農來。料得他既然有事，未必再來的了，我便出門到外面逛了一趟，又到向來有來往的幾家字號裡去走走。及至回到棧時，已經四點多鐘，客棧飯早，茶房已經開上飯來。吃飯過後，杏農方才匆匆的來了。喘一口氣，坐定說道：「有勞久候了！」我道：「我飯後便出去辦了一天事，方才回來。」杏農道：「今天早起，我本來專誠來回候你；不料到得此地，遇了一個敝友，有點為難的事，就代他調排了一天，方才停當。」我道：「就是早起在客堂裡那一位麼？」杏農道：「正是，他本來住在你這裡貼隔壁的房間。我到此地時才八點鐘，打你的門，你還沒有起來我正要先到別處走走，不期遇了他開門出來，我便攬了這件事上身，直到此刻才辦妥了。」
我道：「昨夜我聽見隔壁房裡有人哭了許久，後來又吵鬧了一陣，不知為的是甚麼事？」杏農歎道：「說起來，話長得很。我到了天津，已經十多年，初到的時候，便識了這個朋友。那時彼此都年輕，他還沒有娶親，便就了這裡招商局的事。只有一個母親，在城裡租了我的兩間餘屋，和我同住著；幾兩銀子薪水，雖未見得豐盛，卻也還過得去。」我笑道：「你說了半天他，究竟他姓甚名誰？」杏農道：「他姓石，別字映芝，是此地北通州人。他祖父是個翰林，只放過兩回副主考，老死沒有開坊，所以窮的了不得。他老子是個江蘇知縣，署過幾回事，臨了鬧了個大虧空，幾乎要查抄家產，為此急死了。遺下兩房姨太太，都打發了。那時映芝母子，本沒有隨任，得信之後，映芝方才到南京去運了靈柩回來。可憐那年映芝只得十五歲！」
我聽了這話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暗想我父親去世那年，我也只得十五歲，也是出門去運靈柩回家的，此人可謂與我同病相憐的了。因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這般詳細？」杏農道：「我同他一相識之後，便氣味相投，彼此換了帖，無話不談的；以後的事，我還要知得詳細呢。他運柩回來之後，便到京裡求了一封薦信，薦到此地招商局來。通州離這裡不遠，便接了他母親來津。那時我的家眷也在這裡，便把我住的房子騰出兩間，轉租給他。因此兩下同居，不免登堂拜母。那時卻也相安無事。映芝為人，十分馴謹，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；映芝因為家道貧寒，雖有人提及，自己也不敢答應。及至服闋之後，才定了這天津城裡的一位貧家小姐，卻也是個書香人家，丈人是個老儒士。誰知過門之後，不到一年光景，便鬧了個婆媳不對，天天吵鬧不休，連我們同居的也不得安。」我道：「想是娶了個不賢的婦人來了。這不賢妻、不孝子，最是人生之累。」
杏農歎道：「在映芝說呢，他母親在通州和妯娌親戚們，都是和和氣氣的，從來不會和人家拌嘴；在我們旁觀的呢，實在不敢下斷語。從此那位老太太，因為和媳婦不對，便連兒子也厭惡起來了，逢著人便數說他兒子不孝。鬧的映芝沒有法子，便寫了一紙休書要休了老婆。他老太太知道了，便鬧的天翻地覆起來，說映芝有心和他賭氣：『難道你休了老婆，便罷了不成！左右我和你拚了這條命！』如此一來，嚇的映芝又不敢休了。這位媳婦受氣不過，便回娘家去住幾天，那柴米油鹽的家務，未免少了人照應。老太太又不答應了，說道是：『我偌大年紀了，兒子也長大了，媳婦也娶了，還要我當這個窮家！』映芝沒法子，只得把老婆接了回來。映芝在招商局領了薪水回來，總是先交給母親，老太太又說我不當家，交給我做甚麼；只得另外給老太太幾塊錢零用，他又不要。及至吵罵起來，他總說：『兒子媳婦沒有錢給我用，我要買一根針、一條線，都要求媳婦指頭縫裡寬一寬，才流得出來！』諸如此類的鬧法，一個月總有兩三回。他老太太高興起來，便到街坊鄰舍上去，數落他兒子一番。再不然，便找到映芝朋友家裡去，也不管人家認得他不認得，走進去便把自己兒子盡情數落。最可笑的，有一回我一個舍親，從南邊來了，便到我家裡去，談起來是和映芝老人家認得的。我那舍親姓丁，別字紀昌，向來在南京當朋友的，談到映芝老人家虧空急死的，也十分歎息。卻被那老太太聽見了，便到我這邊來，對紀昌著著實實的把映芝數落了一頓，總說他怎麼的不孝。這是路過的一個人，說過也就罷了，誰知後來卻累的映芝不淺。」我道：「怎樣累呢？」杏農道：「你且莫問，等我慢慢的說來。到後來他竟跑到招商局裡去，求見總辦，要告他兒子的不孝。總辦那裡肯見他。便坐在大門口外面，哭天哭地的訴說他兒子怎麼不孝，怎麼不孝，經映芝多少朋友勸了他才回來。還有一回，白天鬧的不夠，晚上也鬧起來，等人家都睡了，他卻拍桌子打板凳的大罵，又把瓷器傢伙一件件的往院子裡亂摔，攪了個雞犬不寧。到明天，實在沒有法子了，映芝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，映芝也住在局裡不敢回家。過了一夜，這位老太太見一個人鬧的沒味了，便拿了一根帶子，自己勒起頸脖子來。恰好被我用的老媽子看見了，便嚷起來。那天剛剛我在家，便同內人過去解救。一面叫我用的一個小孩子，到招商局去叫映芝回來。偏偏映芝又不在局裡，那小孩子沒輕沒重的，便說：『不好了！石師爺的老太太上了弔了！』這句話恰被一個和映芝不睦的同事聽了去，便大驚小怪的傳揚起來，說甚麼天津地方要出逆倫重案了，快點叫人去捉那逆子，不要叫他逃脫了。這麼一傳揚起來，叫總辦知道了，便把映芝的事情撤去，好好的二十兩銀子的館地，從此沒了。天津如何還住得下，只好搬回通州去了。
「住了一年，終不是事，聽說有幾個祖父的門生、父親的相好，在南京很有局面，便湊了盤纏，到南京去希圖謀個館地。不料我方才說的那位舍親丁紀昌，聽了他老太太的話，回到南京之後，逢人便說，沒處不談，趕映芝到了南京，一個個的無不是白眼相加。映芝起初還莫名其妙，後來有人告訴了他丁紀昌的話，方才知道。幸虧回到上海，尋著了述農家兄，方才弄了一份盤纏回來。你說這個不是大受其累麼。誰知回到通州，他那位老太太，又出了花樣了，不住在家裡，躲向親戚家裡去了。映芝去接他回家時，他一定不肯，說是我不慣和他同居。映芝沒法，把老婆送到天津來，住到娘家去了，然後把自己母親接回家中。通州地面小，不能謀事，自己只得仍到天津來，謀了東局的一件事。東局離這裡遠，映芝有時到市上買東西，或到這裡紫竹林看朋友，天晚了不便回去，便到丈人家去借住。不知怎樣，被他老太太知道了，又從通州跑到天津來，到親家家裡去大鬧，說親家不要臉，嫁女兒猶如婊子留客一般，留在家裡住宿。」我道：「難道映芝的老婆，一回娘家之後，便永遠不回夫家了麼？」杏農道：「只有過年過節，由映芝領回去給婆婆拜年拜節，不過住一兩天便走了。倒是這個辦法，家裡過得安靜些，然而映芝卻又擔了一個大名氣了。」
我道：「甚麼名氣呢？」杏農道：「他那位老太太，滿到四處的去說，說他的兒子賺了錢，只顧養老婆的全家，不顧娘的死活，所以映芝便擔了這個名氣。那東局的事，也沒有辦得長，不多幾個月，就空下來了。一向都是就些短局，一年倒有半年是賦閒的。所謂人窮志短，那映芝這兩年，鬧的神采也沒有了。今年春上，弄了一個籌防局的小館地，一個月只有六弔大錢。他自己一個人，連吃飯每月只限定用一弔五百文，給老婆五百文的零用，其餘四弔，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。館地愈小，事情愈忙，這是一定之理，他從春上得了這件事之後，便沒有回通州去過。所以他老太太這回趕了來，先把行李落在這裡，要到籌防局去找兒子；卻不料找錯了，找到巡防局裡去。人家對他說，我們局裡沒有這個人。他便說是兒子串通了門丁，不認娘了，在那裡叫天叫地的哭罵起來。人家辦公事的地方，如何容得這個樣子，便有兩個局勇驅趕他。他又說兒子趕娘了。人家聽了這個話，越發恨了。在那裡受了一場大辱，方才回到這裡，哭喊了一夜。第二天映芝打聽著了，連忙到了這裡來，求他回去。他見了映芝，便是一場大罵，說他指使局勇，羞辱母親。映芝和他分辯，說兒子並不在哪個局裡，是母親走錯了地方。他說既然不是這個局，是哪個局？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，被他母親鬧掉了的，這回怕再是那個樣，如何敢說。他見映芝不說，便天天和映芝鬧。可憐映芝白天去辦公事，晚上到這裡來捱罵，如此一連八九天。這裡房飯錢又貴，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，五天一結算。映芝實在是窮，把一件破舊熟羅長衫當了，才開銷了五天房飯錢。再一耽擱，又是第二個五天到了。昨天晚上，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，不知怎樣觸怒了他，便把映芝的頭也打破了。今天早起我來了，知道了這件事，先把他老人家連哄帶騙的，請到了我一個朋友家裡，然後勸了他一天，映芝還磕了多少頭，陪了多少小心，直到方才，才把他勸肯了，和他僱定了船，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。一切都說妥了，我方才得脫身到這裡來。」
這一席長談，不覺已掌燈多時了。知道杏農沒有吃夜飯，便叫廚房裡弄了兩樣菜，請他就在棧裡便飯。飯後又談了些正事，杏農方才別去。
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，料理定了幾樁正事，便要進京。我因為要先到河西務去辦一件事，河西務雖係進京的大路，因恐怕到那邊有耽擱，就沒有僱長車，打算要騎馬。誰知這裡馬價很貴，只有騎驢的便宜，我便僱了一頭驢。好在我行李無多，把衣箱寄在杏農那裡，只帶了一個馬包，跨驢而行。說也奇怪，驢這樣東西，比馬小得多，那性子卻比馬壞。我向來沒有騎過，居然使他不動。出了西沽，不上十里路，他忽然把前蹄一跪，幸得我騎慣了馬的，沒有被他摔下來。然而盡拉韁繩，他總不肯站起來了。只得下來，把他拉起，重新騎上。走不了多少路，他又跪下了。如此幾次，我心中無限焦燥，只得拉著韁繩步行一程，再騎一程，走到太陽偏西，還沒有走到楊村（由天津進京尖站），越覺心急。看見路旁一家小客店，只得暫且住下，到明天再走。
入到店裡，問起這裡的地名，才知道是老米店。我淨過嘴臉之後，拿出幾十錢，叫店家和我去買點酒來，店家答應出去了。我見天時尚早，便到外面去閒步。走出門來，便是往來官道。再從旁邊一條小巷子裡走進去，只見巷裡頭一家，便是個燒餅攤；餅攤旁邊，還擺了幾棵半黃的青菜；隔壁便是一家鴉片煙店。再走過去，約莫有十來家人家，便是盡頭；那盡頭的去處，卻又是一家賣鴉片煙的；從那賣鴉片煙的大家前面走過去，便是一片田場。再走幾十步，回頭一望，原來那老米店，通共只有這幾家人家，便算是一條村落的了。
信步走了一回，仍舊回到店裡，呆呆的坐了一大會。看看天要黑下來了，那店家才提了一壺酒回來交給我。我道：「怎麼去這半天？」店家道：「客人只怕是初走這裡？」我道：「正是。」店家道：「這老米店沒有賣酒的地方，要喝一點酒，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買呢。客人初走這裡，怨不得不知道。」我一面聽他說話，一面舀出酒來呷了一口，覺得酒味極劣。暗想天津的酒甚好，何以到了此地，便這般惡劣起來。想是去買酒的人，賺了我的錢，所以買這劣酒搪塞，深悔方才不曾多給他幾文。
心裡正在這麼想著，外面又來了一個客人，卻是個老者，鬢髮皆白，臉上卻是一團書卷氣；手裡提著一個長背搭，也走到房裡來。原來北邊地方的小客店，每每只有一個房，一鋪炕，無論多少寓客，都在一個炕上歇的。那老者放下背搭，要了水淨面，便和我招呼，我也隨意和他點頭。因見桌上有一個空茶碗，順手便舀一碗酒讓他喝。他也不客氣，舉杯便飲。我道：「這裡的酒很不好！」老者道：「這已經是好的了；碰了那不好的，簡直和水一樣。」我道：「這裡離天津不遠，天津的酒很好，何以不到那邊販來呢？」老者道：「衛裡嗎（北直人通稱天津為衛裡，以天津本衛也），那裡自然是好酒。老客想是初步這邊，沒知道這些情形。做酒的燒鍋都在衛裡，衛裡的酒，自然是好的了。可是一過西沽就不行了，為的是釐卡上的捐太重，西沽就是頭一個釐卡，再往這邊來，過一個卡子，就捐一趟，自然把酒捐壞了。」我道：「捐貴了還可以說得，怎麼會捐壞了呢？」老者道：「賣貴了人家喝不起，只得攙和些水在酒裡。那釐捐越是抽得利害，那水越是攙得利害，你說酒怎麼不壞！」我問道：「那抽捐是怎麼算法？可是照每擔捐多少算的嗎？」老者道：「說起來可笑得很呢！他並不論擔捐，是論車捐；卻又不講每車捐多少，偏要講每個車輪子捐多少。說起來是那做官的混帳了，不知道這做買賣的也不是個好東西，他要照車輪子收捐，這邊就不用牲口拉的車，只用人拉的車。」我道：「這又有甚麼分別？」老者道：「牲口拉的車，總是兩個輪子。他們卻做出一種單輪子的車來，那輪子做的頂小，安放在車子前面的當中，那車架子卻做的頂大，所裝的酒簍子，比牲口拉的車裝的多，這車子前面用三四個人拉，後頭用兩個人推，就這麼個頑法。」
正是：一任你刻舟求劍，怎當我掩耳盜鈴。未知那老者還說出些甚麼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