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二回 論狂士撩起憂國心 接電信再驚游子魄
原來那位山西撫臺，自從探花及第之後，一帆風順的，開坊外放，你想誰人不奉承他。並且向來有個才子之目，但得他說一聲好，便以為榮耀無比的，誰還敢批評他！那天憑空受了伯述的一席話，他便引為生平莫大之辱。要參他功名，既是無隙可乘，又嚥不下這口惡氣。因此拜了一折，說他「人地不宜，難資表率」，請將他「開缺撤任，調省察看」。誰知這王伯述信息也很靈通，知道他將近要下手，便上了個公事，只說「因病自請開缺就醫」。他那裡正在辦撤任的折子，這邊稟請開缺的公事也到了，他倒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在附片上陳明。王伯述便交卸了大同府篆。這是他以前的歷史，以後之事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因為這一門姻親隔得遠，我向來未曾會過的，只有上輩出門的伯叔父輩會過。
當下彼此談起，知是親戚，自是歡喜。伯述又自己說自從開了缺之後，便改行販書。從上海買了石印書販到京裡去，倒換些京板書出來，又換了石印的去，如此換上幾回，居然可以賺個對本利呢。我又問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頭子。伯述道：「他麼，他是一位大名士呢！叫做李玉軒，是江西的一個實缺知縣，也同我一般的開了缺了。」我道：「他欠了姻伯書價麼？」伯述道：「可不是麼！這種狂奴，他敢在我跟前發狂，我是不饒他的。他狂的撫臺也怕了他，不料今天遇了我。」我道：「怎麼撫臺也怕他呢？」伯述道：「說來話長。他在江西上藩臺衙門，卻帶了鴉片煙具，在官廳上面開起燈來。被藩臺知道了，就很不願意，打發底下人去對他說：『老爺要過癮，請回去過了癮再來，在官廳上吃煙不像樣。』他聽了這話，立刻站了起來，一直跑到花廳上去。此時藩臺正會著幾個當要差的候補道，商量公事。他也不問情由，便對著藩臺大罵說：『你是個甚麼東西，不准我吃煙！你可知我先師曾文正公的簽押房，我也常常開燈。我眼睛裡何曾見著你來！你的官廳，可能比我先師的簽押房大……』藩臺不等說完，就大怒起來，喝道：『這不是反了麼！快攆他出去！』他聽了一個『攆』字，便把自己頭上的大帽子摘了下來，對準藩臺，照臉摔了過去。嘴裡說道：『你是個甚麼東西，你配攆我！我的官也不要了！』那頂帽子，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臺臉上。藩臺喝叫拿下他來。當時底下人便圍了過去，要拿他。他越發了狂，猶如瘋狗一般，在那裡亂叫。虧得旁邊幾個候補道把藩臺勸住，才把他放走了。他回到衙門，也不等後任來交代，收拾了行李，即刻就動身走了。藩臺當日即去見了撫臺，商量要動詳文參他。那撫臺倒說：『算了罷！這種狂士，本來不是做官的材料，你便委個人去接他的任罷。』藩臺見撫臺如此，只得隱忍住了。他到了上海來，做了幾首歪詩登到報上，有兩個人便恭維得他是甚麼姜白石、李青蓮，所以他越發狂了。」我道：「想來詩總是好的？」伯述道：「也不知他好不好。我只記得他《詠自來水》的一聯是『灌向甕中何必井，來從湖上不須舟』，這不是小孩子打的謎謎兒麼？這個叫做姜白石、李青蓮，只怕姜白石、李青蓮在九泉之下，要痛哭流涕呢！」我道：「這兩句詩果然不好。但是就做好了，也何必這樣發狂呢？」伯述道：「這種人若是抉出他的心肝來，簡直是一個無恥小人！他那一種發狂，就同那下婢賤妾，恃寵生驕的一般行徑。凡是下婢賤妾，一旦得了寵，沒有不撒嬌撒癡的。起初的時候，因他撒嬌癡，未嘗不惱他；回頭一想，已經寵了他，只得容忍著點，並且叫人家聽見，只道自己不能容物。因此一次兩次的隱忍，就把他慣的無法無天的了。這一班狂奴，正是一類，偶然作了一兩句歪詩，或起了個文稿，叫那些督撫貴人點了點頭，他就得意的了不得，從此就故作偃蹇之態去驕人。照他那種行徑，那督撫貴人何嘗不惱他！只因為或者自己曾經賞識過他的，或者同僚中有人賞識過他的，一時同他認起真來，被人說是不能容物，所以才慣出這種東西來。依我說，把他綁了，賞他一千八百的皮鞭，看他還敢發狂！就如那李玉軒，他罵了藩臺兩句『甚麼東西』，那藩臺沒理會他，他就到處都拿這句話罵人了。他和我買書，想賴我的書價，又拿這句話罵我，被我發了怒，攢著他的辮子，還問他一句，他便自己甘心認了是個『王八蛋』。你想這種人還有絲毫骨氣麼？孔子說的，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』，女子便是那下婢賤妾，小人正是指這班無恥狂徒呢。還有一班不長進的，並沒有人賞識過他，也學著他去瞎狂，說什麼『貧賤驕人』。你想，貧賤有什麼高貴，卻可以拿來驕人？他不怪自己貧賤是貪吃懶做弄出來的，還自命清高，反說富貴的是俗人。其實他是眼熱那富貴人的錢，又沒法去分他幾個過來，所以做出這個樣子。我說他竟是想錢想瘋了的呢！」說罷，呵呵大笑。
又歎一口氣道：「遍地都是這些東西，我們中國怎麼了哪！這兩天你看報來沒有？小小的一個法蘭西，又是主客異形的，尚且打他不過，這兩天聽說要和了。此刻外國人都是講究實學的，我們中國卻單講究讀書。讀書原是好事，卻被那一班人讀了，便都讀成了名士！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，他在衙門裡公案上面還是飲酒賦詩，你想，地方那裡會弄得好？國家那裡會強？國家不強，那裡對付那些強國？外國人久有一句說話，說中國將來一定不能自立，他們各國要來把中國瓜分了的。你想，被他們瓜分了之後，莫說是飲酒賦詩，只怕連屁他也不許你放一個呢！」我道：「何至於這麼利害呢？」伯述方要答話，只見春蘭丫頭過來，叫我吃飯。伯述便道：「你請罷，我們飯後再談。」
我於是別了過來，告知母親，說遇見伯述的話。我因為剛才聽了伯述的話，很有道理，吃了飯就要去望他，誰知他鎖了門出去了，只得仍舊回房去。只見我姊姊拿著一本書看，我走近看時，卻畫的是畫，翻過書面一看，始知是《點石齋畫報》。便問那裡來的。姊姊道：「剛才一個小孩子拿來賣的，還有兩張報紙呢。」說罷，遞了報紙給我。我便拿了報紙，到我自己的臥房裡去看。
忽然母親又打發春蘭來叫了我去，問道：「你昨日寫繼之的信，可曾寫一封給你伯父？」我道：「沒有寫。」母親道：「要是我們不大耽擱呢，就可以不必寫了；如果有幾天耽擱，也應該先寫個信去通知。」我道：「孩兒寫去給繼之，不過托他找房子，三五天裡面等他回信到了，我們再定。」母親道：「既是這麼著，也應該寫信給你伯父，請伯父也代我們找找房子。單靠繼之，人家有許多工夫麼？」我答應了，便去寫了一封信，給母親看過，要待封口，姊姊道：「你且慢著。有一句要緊話你沒有寫上，須得要說明了，無論房子租著與否，要通知繼之一聲；不然，倘使兩下都租著了，我們一起人去，怎麼住兩起房子呢。」我笑道：「到底姊姊精細。」遂附了這一筆，封好了，送到帳房裡去。
恰好遇了伯述回來，我又同到他房裡談天。伯述在案頭取過一本書來遞給我道：「我送給你這個看看。看了這種書，得點實用，那就不至於要學那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。」我接過來謝了。看那書面是《富國策》，便道：「這想是新出的？」伯述道：「是日本人著的書，近年中國人譯成漢文的。」又道：「此刻天下的大勢，倘使不把讀書人的路改正了，我就不敢說十年以後的事了。我常常聽見人家說中國的官不好，我也曾經做過官來，我也不能說這句話不是。但是仔細想去，這個官是什麼人做的呢？又沒有個官種像世襲似的，那做官的代代做官，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，倘使是這樣，就可以說那句話了。做官原是要讀書人做的，那就先要埋怨讀書人不好了。上半天說的那種狂士，不要說了；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人，這裡上海有一句土話，叫甚麼『書毒頭』，就是此邊說的『書呆子』的意思。你想，好好的書，叫他們讀了，便受了毒，變了『呆子』，這將來還能辦事麼？」
我道：「早上姻伯說的瓜分之後，連屁也不能放一個，這是甚麼道理？」伯述歎道：「現在的世界，不能死守著中國的古籍做榜樣的了。你不過看了《廿四史》上，五胡大鬧時，他們到了中國，都變成中國樣子，歸了中國教化；就是本朝，也不是中國人，然而入關三百年來，一律都歸了中國教化了；甚至於此刻的旗人，有許多並不懂得滿洲話的了，所以大家都相忘了。此刻外國人滅人的國，還是這樣嗎？此時還沒有瓜分，他已經遍地的設立教堂，傳起教來，他倒想先把他的教傳遍了中國呢；那麼瓜分以後的情形，你就可想了。我在山西的時候，認得一個外國人，這外國人姓李，是到山西傳教去的，常到我衙門裡來坐。我問了他許多外國事情，一時也說不了許多，我單說俄羅斯的一件故事給你聽罷。俄羅斯滅了波蘭，他在波蘭行的政令，第一件，不許波蘭人說波蘭話，還不許用波蘭文字。」我道：「那麼要說甚話，用甚文字呢？」伯述道：「要說他的俄羅斯話，用他的俄羅斯文字呢！」我道：「不懂的便怎樣呢？」伯述道：「不懂的，他押著打著要學。無論在甚麼地方，他聽見了一句波蘭話，他就拿了去辦。」我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」伯述道：「他怕的是這些人只管說著故國的話，便起了懷想故國之念，一旦要光復起來呢。第二件政令，是不准波蘭人在路旁走路，一律要走馬路當中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意思更難解了。」伯述道：「我雖不是波蘭人，說著也代波蘭人可恨！他說波蘭人都是賤種，個個都是做賊的，走了路旁，恐怕他偷了店舖的東西。」說到這裡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你說可恨不可恨！」
我聽了這話，不覺毛骨悚然。呆了半晌，問道：「我們中國不知可有這一天？倘是要有的，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？」伯述道：「只要上下齊心協力的認真辦起事來，節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虛糜，認真辦起海防、邊防來就是了。我在京的時候，曾上過一個條陳給堂官。到山西之後，聽那李教士說他外國的好處，無論那一門，都有專門學堂。我未曾到過外國，也不知他的說話，是否全靠得住。然而仔細想去，未必是假的；倘是假的，他為甚要造出這種謠言來呢。那時我又據了李教士的話，攙了自己的意思，上了一個條陳給本省巡撫，誰知他只當沒事一般，提也不提起。我們乾著急，那有權辦事的，卻只如此。自從丟了官之後，我自南自北的，走了不知幾次，看著那些讀書人，又只如此。我所以別的買賣不幹，要販書往來之故，也有個深意在內。因為市上的書賈，都是胸無點墨的，只知道甚麼書銷場好，利錢深，卻不知什麼書是有用的，什麼書是無用的。所以我立意販書，是要選些有用之書去賣。誰知那買書的人，也同書賈一樣，只有甚麼《多寶塔》、《珍珠船》、《大題文府》之類，是他曉得的。還有那石印能做夾帶的，銷場最利害。至於《經世文編》、《富國策》，以及一切輿圖冊籍之類，他非但不買，並且連書名也不曉得；等我說出來請他買時，他卻莫名其妙，取出書來，送到他眼裡，他也不曉得看。你說可歎不可歎！這一班混蛋東西，叫他僥倖通了籍，做了官，試問如何得了！」我道：「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，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幾時，官場上面的舉動，也見了許多，竟有不堪言狀的。」伯述道：「那捐班裡面，更不必說了，他們哪裡是做官，其實也在那裡同我此刻一樣的做生意，他那牟利之心，比做買賣的還利害呢！你想做官的人，不是此類，便是彼類，天下事如何得了！」我道：「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熱心，何不還是出身去呢？將來望升官起來，勢位大了，便有所憑借，可以設施了。」伯述笑道：「我已是上五十歲的人了，此刻我就去銷病假，也要等坐補原缺；再混幾年，上了六十歲，一個人就有了暮氣了，如何還能辦事！說中國要亡呢，一時只怕也還亡不去。我們年紀大的，已是末路的人，沒用的了。所望你們英年的人，巴巴的學好，中國還有可望。總而言之，中國不是亡了。便是強起來；不強起來，便亡了；斷不會有神沒氣的，就這樣永遠存在那裡的。然而我們總是不及見的了。」正說話時，他有客來，我便辭了去。從此沒事時，就到伯述那裡談天，倒也增長了許多見識。
過得兩天，叫了馬車，陪著母親、嬸娘、姊姊到申園去逛了一遍。此時天氣寒冷，遊人絕少。又到靜安寺前看那湧泉，用石欄圍住，刻著「天下第六泉」。我姊姊笑道：「這總是市井之夫做出來的，天下的泉水，叫他辱沒盡了！這種混濁不堪的要算第六泉，那天下的清泉，屈他居第幾呢？」逛了一遍，仍舊上車回棧。剛進棧門，胡乙庚便連忙招呼著，遞給我一封電報。我接在手裡一看是南京來的，不覺驚疑不定。
正是：無端天外飛鴻到，傳得家庭噩耗來。不知此電報究竟是誰打來的，且待下回再記。